現在有一個特別普遍的現象，可用八個字來形容，就是“生活蟻族、精神貴族”。生活上大家都是蟻族、特別渺小，哪怕你特有錢、特有權力，但是你沒有安全感、沒有自由，所以你還是蟻族；唯一能夠富足的，覺得能夠區別于他人的，就是豐富的精神世界，這樣的你就是一個精神貴族。

　　一個人也許在生活當中是渺小的，不值一提的；但是作為一個有精神上追求的人，就會不一樣。你的內心是很豐富的，可以盡情的將內心的豐富情感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出來。盡管生活很不盡人意——尤其是在混亂的背景下——但是你在精神上是豐富的。精神上的富裕，其實每個人都有。

　　對于記者而言，首先，你是一個人；其次你才是一個新聞動物——好多人忘記了，就把自己當成一個新聞動物，把職業人、專業人的身份凌駕于人之上。你不能把這個新聞、媒體變成凌駕在你的人格之上的東西。

　　人是什么？首先人會將心比心，如果你是一個職業人的話可能就不會將心比心。比如你是一個士兵，槍殺人的時候，首先你要明白你的倫理，你是人還是一個劊子手。如果是劊子手一槍就干了，如果你是一個人，你會離他的心臟偏半公分。明明一個人翻越了柏林墻，長官下令要把那個人擊斃，如果你是一個士兵，你會瞄準一個活靶子直接把他干掉；但如果你是一個人的話，就會把槍口稍微上抬一點，這個就是作為人跟魔鬼的區別。所以，你必須清楚你本質上是一個人，其次你才是一個記者，才是一個文人——你要設身處地的去考慮別人的想法。

　　據我所知，這方面做得最好的例子，是《紐約客》駐中國記者叫歐逸文，歐逸文之前就碰到過這個問題，他在美國的時候采訪過一個反戰的專家，當時那個反戰專家剛從伊拉克戰場上下來，因為誤殺了一個平民處于很自責很頹廢的狀態下。對于歐逸文來說，這是一個猛料，他有很多故事可以寫，但是最后他尊重這個人，沒有發表，因為那個人還沒有從戰爭的情緒當中拔出來。

　　作為一名有獨立人格的記者，一定要設身處地的尊重被采訪的對象，要保護采訪對象。我們現在的記者有時候為了抓獨家、抓頭條，為了想一夜成名，已經扭曲了自己的內心，這個東西是很可怕的，就這一點柴靜就講過，她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說作為媒體人該怎么做才是真正對得起自己。

　　做記者，首先明白第一點就是，如果上級的指令是不對的，就不要去執行，一定要協商，否則你就只是一個工具。你自己有大腦，要自己去想哪些是對的，哪些是不對的，如果你老不想，老板就永遠驅使你做一些事情，最后你的大腦就會萎縮，變得不用動腦筋，也不會思考，缺少分辨能力。但凡好的記者，央視的白巖松、柴靜、崔永元，全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人，他們不會因為上級下達的命令就去照搬全做，而是會做自己的思考，進行分辨。

　　所以，第一身份是人，人之后的身份才是公民。作為公民，你的權利如果不去爭取，你就永遠沒有這個權利；如果你不去傳播好的價值觀，你就永遠在一個不好的價值觀里頭活著。所以說，人之后才是一個社會人，這個層次、關系一定要清楚，所謂公民就是社會人，這樣一說大家就理解了。人、社會人、社會的職業人，這是一個三層關系。首先你是一個人；其次是一個社會人，就是公民；再其次才是一個職業人，你不能把“職業人”超越“人”--這就跟我們現在的法規一樣，我們的《憲法》不去遵守，我們去遵守那些所謂的條例、規定，你就把條例、規定凌駕于《憲法》之上，這就有問題，一個大前提給扔掉了，所有的東西都不對，像一個倒的金字塔一樣，你立不住，最后一定會出問題的。

　　由此，我們社會道德下降是制度性的道德下降，再換句話說，我們之前說制度和法律是制度法律，道德倫理是道德倫理，其實不對，道德是由制度和法律決定的。（根據胡赳赳接受看網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