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莫名其妙的生造之詞竟出自學問家之口:大學教授、知名學者、各種專家。他們通過捏造新詞來表達對某些自己無法理解之物的抗拒。

　　其實,造詞一事早已有之,且不光中國獨有。法國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家鮑德里亞,一輩子造了很多詞,什么擬像、仿真、內爆等等。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為樹立權威,造了很多字,包括自己的名字:“曌”。無論鮑德里亞還是武則天,他們對語言的創造擁有一個共同的基礎,那就是毋庸置疑的權威。鮑德里亞是舉世聞名的哲學家,武則天是統治天下的皇帝,特殊的身份賦予他們的創造行為以合法性。而當下出現在我們視線中的造詞,大多有“自不量力”之嫌。

　　造詞之風幾乎是今天知識界最惡俗的現象。每次走進書店,都會被各種“學”搞得眼花繚亂。比如,明明是新聞史,在有些學者的著作中變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歷史新聞學”。還有文化研究,被很多中國學者改稱為“文化學”,國外學者躬耕幾十年仍然是個交叉領域,在中國學者的手中竟一下子升級為“學科”。于是,放眼望去,幾乎每一本書的作者都是一個偉大學科的創立者。

　　語言是伴隨著社會實踐形成的,任何有生命力的新詞匯都深深嵌入生動的社會變遷之中。鮑德里亞的擬像、仿真和內爆,根植于他對當代世界深入骨髓的觀察,所以盡管玄虛,卻能在人的觀念中扎根、一代代傳承。一個表達欲強烈卻文化根基虛弱的學者無法用大家都能聽懂的語言傳遞自己的觀點,只好將兩個毫無內在邏輯關聯詞匯生捏在一起,試圖用聳人聽聞的效果繞過公眾的理性,達到夢寐以求的傳播效果。同樣,各種“學”的形成也深深嵌入學術研究的實踐,絕不是二三流的研究者用幾本教材就能“搞定”的。

　　說到這里,也許有讀者會提出質疑:如何用詞難道不是每個人的自由嗎?這話不假。例如,有了互聯網之后,新詞層出不窮,“童鞋”“杯具”“宅男”“ungeilivable”……難道這些也是自不量力的行為嗎?我想,要說清這個問題,需要分別造詞者的動機。他是想非常嚴肅地對公眾解釋一種現象,還是僅僅為找樂子?分清這一點,至關重要,原因在于前者試圖影響他人的觀點,而后者只想取悅自己。兩者之間不光是行為的差異,還有社會地位的差異:前者往往是擁有話語權、能夠輕易通過大眾傳媒傳播自己觀點的意見領袖,無論聰明還是愚蠢,大眾都要“被迫”收看,這就對講話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光要對自己的觀點負責,還要充分衡量言論可能產生的后果。

　　當然,意見領袖也是人,我們無法苛求他們講每一句話都深思熟慮。但我想,拋開內容不談,態度還是可以評判的。例如,對一位著名的文科學者來說,用大家都能聽懂的概念和詞匯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困難嗎?當然不。但他非要造一個令大家似懂非懂、又頗具聳動意味的新詞,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恐怕就不是評判標準嚴苛或寬松的分別了。

　　最后,此類問題大多落在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問題上。一個讀過幾年書、用自己的觀點和研究服務于社會的人,究竟應該恪守哪些底線?當所有讀書人都將聰明才智耗費在制造新詞、聳人聽聞和煽動情緒上,他們的觀點和研究又究竟具有多大價值?也許我太死板,無法和很多人一同享受網絡時代的語言狂歡。但作為學者群體的一分子,于我而言,肅清這個領域內的輕佻之風,不光關涉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影響著這個社會的未來。(常江，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