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新京報》刊發了一位律師對廣州“見義勇為者誤把經理當劫匪撞死”的評論，有些觀點值得商榷。

　　廣州市民蔡永杰，見到穿加油站工作服的人追趕一個挎包男子，以為發生了搶劫，便開車追趕“劫匪”，不慎將其撞死。其實，死者是加油站的經理，當時是在躲避精神病人的追趕。目前，蔡因為涉嫌“過失致人死亡”被批捕，其辯護律師提出“假想防衛”的辯護理由，認為蔡是由于主觀上的認識錯誤，應當視為“意外事件”，不負刑事責任。

　　昨天的那篇文章也傾向于認可這種觀點，并認為有必要保護“見義勇為”的行為。

　　的確，最近發生了不少老人倒地沒人扶，乃至孩子被車軋無人救等冷漠事件。但是當公共輿論激動時，法律應保持那份冷靜、穩定，因為司法智慧凝結著人類上千年的智慧，是建立在無數正反案例之上的“公允標準”；特別是刑法，它守衛著社會最基本的秩序和安全，不宜“短期政策化”。

　　本案中的蔡先生是個樂于助人、嫉惡如仇的好人；但好公民還意味著守法、理性，在正義與風險之間做出應有的權衡。退一萬步說，即便真是“劫匪”，如果只是在逃跑，沒有其他威脅他人安全的行為，恐怕也不能直接開車去撞。之前有過很多判例：見義勇為者開車將小偷撞死、逼至河中不讓其上岸導致溺亡，都受到了刑事追究。

　　“假想防衛”的辯護，只意味著蔡對自己行為有“認識錯誤”。從法理上說，那只能排斥故意犯罪的可能；但在造成嚴重后果的情況下，可能構成過失犯罪，也可能作為“意外事件”而不構成犯罪。但“意外事件”，必須具有嚴格的刑法意義上的“不可預見的原因”。本案中，蔡作為一個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應該意識到自己開車撞人可能的嚴重后果，能否算“不可預見”的“意外”，值得討論。

　　弘揚正氣、鼓勵好人的“社會效應”固然需要，但生命權更為重要。好比街上有夫妻吵架，一方碰巧說“我是被你拐賣的！”如果有人見義勇為出來喝止，或者報警，當然不能責怪他；但倘若有人不問青紅皂白，直接開車撞倒一方，并且以“見義勇為”的理由不用負責，那就太可怕了。（袁伊文，系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