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為傅斯年

　　在 20 世紀中國學術界里廣受推崇（當然，也頗受批判）的錢穆，著作等身，也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在錢穆的眾多著述里，《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回顧記錄了不少現代的學人風采與學林往事，深富興味?？墒?，即如錢穆的得意弟子余英時的述說，這部書的文字“太潔凈、太含蓄了”，因此，“讀者如果不具備相當的背景知識，恐怕很難體會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說言外之事了”（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第 13 頁）。例如，錢穆對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所所長傅斯年（孟真）的一些回憶，就很有意思，頗有值得探索玩味的空間。錢穆的回憶里，有這么一段話：

　　凡北大歷史系畢業成績較優者，彼（按：傅斯年）必網羅以去，然監督甚嚴。有某生專治明史，極有成績，彼曾告余，孟真不許其上窺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淵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兩代有所窺涉，則須私下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滿。（《八十憶雙 親· 師友雜憶合刊》，第 147頁）

　　所謂“凡北大歷史系畢業成績較優者”，傅斯年“必網羅以去”，確是歷史實情。正如史語所創所元老之一，后來也接任所長的考古學大師李濟的指陳，傅斯年專門鑄造了“拔尖主義”一詞，意指網羅各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加入史語所的研究隊伍，“往往使各大學主持歷史系的先生們頭痛”（李濟：《值得青年們效法的傅孟真先生》，第 69 頁）。正如身受傅斯年教化栽培之恩的鄧廣銘的回憶，傅斯年自己與史語所同仁于 1930 年代初期都在北大史學系兼課，既是培英育才，“要把金針度與人”，也兼有直接為史語所考評選拔新血的用意。（見鄧廣銘：《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第 8 頁）

　　至于錢穆說傅斯年對進入史語所的這批新秀“監督甚嚴”，基本上也非憑空虛構之論。蓋若傅斯年對史語所的新進青年，立下的第一條“規矩”，就是“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甲骨學大師董作賓就比喻說，這乃是傅斯年對青年學者的“下馬威”。董作賓也指陳說，平素相處，傅斯年對這群小青年確實“管理又是很嚴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助理員某君在院中散步較久。次日，傅請別位同仁一起到外面曬曬太陽，偏偏就是不讓某君出門，還向他說：“你昨天已經曬夠了?！币虼?，董作賓說，史語所的這幫青年學人，對傅斯年固然“愛之敬之而且畏之”，但是，只要受過傅斯年的“訓”的人，“敬”同“畏”卻又壓住了他們的“愛”。

　　史語所避徙四川李莊的時候，扮演多重角色的傅斯年，往來于重慶、李莊之間，一旦回到李莊，這幫青年學人的行止動作，便大有不同，特別對他，好似“敬而遠之”。傅斯年不在李莊時，由董作賓代理主持所務。這群青年和這兩位“領導”相處，態度舉止大大不同，讓傅斯年“大惑不解”，他就問過董作賓個中原由究竟何在：

　　他們立在院內或大門口，一群人有說有笑，你去了，加入擺一套龍門陣，我去了，他們便一個一個，悄悄溜了，這是為什么？

　　董的回答是：

　　這正是我無威可畏，不如老兄之處。

　　傅斯年聽罷，只得“長吁了一口氣”。也難怪同樣在李莊的研究院社會所所長陶孟和，會對董作賓說：

　　胖貓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董作賓：《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學術上的貢獻：為紀念創辦人終身所長傅斯年先生而作》，第 3— 4頁）

　　陶孟和將身材肥胖堪稱“重量級學者”的傅斯年比喻為“胖貓”，相當傳神；他把史語所這群青年學人視為避“胖貓”唯恐不及的“小耗子”，則更若眾口鑠金之論，在學界傳頌不已。像是臺大歷史系畢業的中韓關系史專家張存武就回憶曰，系里的資深教授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揚名的方豪，總是“笑嘻嘻地說”，出身史語所的秦漢史大師勞干看到傅斯年，“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張存武：《浮光掠影憶校長》，第 18 頁）（摘自《何妨是書生》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