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和胡適都是二十世紀的著名學者,他們的家庭出身和求學、治學背景大相徑庭。 前者出生于江蘇無錫鄉下的一個貧寒家庭,一生沒有上過大學,也沒有接受過歐風美雨的洗禮,完全憑自學登上高等學府的講壇,成為一代學術大師。 后者出生于安徽績溪的官宦之家,大學畢業后留學美國,年僅26歲便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是五四前后新文化界的當紅主角。他們曾經相互欣賞、相互推崇,但由于種種原因,又長期處在激烈的矛盾之中,針鋒相對,互不買賬。 在新文化運動時,胡適高舉“文學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話文。錢穆身體力行,在廈門集美中學任教時一口氣寫下新詩10余首。錢穆治諸子學也深受胡適的影響,將諸子的思想放到當時的社會現實中進行立論和考察。 有一次,錢穆應蘇州青年學術講演會的邀請作《易經研究》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公開聲稱,他研究《易經》的方法正是采用了胡適“層層剝筍式”的方法進行的。一般地說,兩人有這樣的背景,關系是應該很好的。 蘇州初見,不歡而散 1928年秋,37歲的胡適應邀到蘇州女子師范講學。抵達蘇州的第二天,他受同鄉、蘇州中學校長汪懋祖邀請到蘇州中學演講。汪懋祖特地安排國文教師錢穆和胡適同坐于主席臺。 此前,友人曾告訴胡適去蘇州“莫忘一見蘇州中學之錢某”。于是,兩人禮節性地握一握手,并互致問候。剛坐定,錢穆便問道:“適之先生,《史記·六國年表》我遍尋遍詢不得,您知道它嗎?” 如此偏僻的史料,讓胡適一下愣在了那里,他認定錢穆是有意讓自己難堪。原本都很期待的一場聚會,就因為錢穆劈頭一句話,令胡適大為惱火。 午宴后,主人挽留胡適在蘇州逗留一晚,遭婉言謝絕,胡說:“實在抱歉,我沒有帶剃須刀,這一晚會讓我十分難受?!贝蠹以谧菊@閑游和漫談一個多小時,胡適堅持要走,但還是給錢穆留下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址,說:“來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訊,亦照此地址?!背醮蜗嘁?,胡適給錢穆的印象是一位流于世俗之名的學者。 因為一把剃須刀就要連夜趕回上海,大家都認為小題大做,只有錢穆心里明白,對方是以此為借口而不想和他交談。他覺得自己正在撰寫《先秦諸子系年》,有些資料遍尋不得,恰好碰到仰慕已久的大學者,不禁當面詢問起來,實非有意刁難。 數十年后,他回憶往事時反思道:“余與適之初次識面,正式與余語者僅此。自念余固失禮,初次見面不當以僻書相詢,事近刁難。然積疑積悶已久,驟見一天下名學人,不禁出口。亦書生不習世故者所可有。適之是否為戒不與余語?!?/p> 于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錢穆未與對方聯系,更沒有去上海胡宅登門拜訪。 “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幾年后,錢穆因胡適的弟子顧頡剛的鼎力推薦,進入燕京大學任教。 有一次,他聽顧頡剛談起,胡適曾當眾提起過他。有人問起先秦諸子方面的問題,胡適說:“以后這樣的問題不必問我,直接去燕大問錢穆好了?!?/p> 或許因為這一點,不久他便隨顧頡剛、郭紹虞第一次踏進胡適的家門。時間是1931年3月22日。 此前,他和胡適就老子的年代問題通過幾封信,各抒己見,互不承認。胡適沿襲清人的看法,認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而錢穆則認定老子晚到戰國,晚于孔子。那天,兩人又為這個問題爭論起來,依然誰也沒有說服誰。 1931年秋,錢穆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他進北大固然得力于顧頡剛的推薦,但也得到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的同意。 錢穆在北大主講中國通史,常常聽者云集。胡適上中國哲學史,同樣受人追捧。兩人都以演講見長,語言生動,妙趣橫生,學生中有“北胡南錢”之稱。不過,他們堅持各自的學術主張,常常在課堂上將自己的研究心得灌輸給學生,并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胡適對錢穆關于老子其人其書的觀點不敢茍同,不惜大加抨擊。 錢穆在課堂上也不甘示弱,隨時聯系講稿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這樣的對臺戲經常上演,轟動北大校園。學生也因此分成兩派,或主“胡說”,或贊“錢說”,彼此爭論不斷。 一次,胡適在講課中,一名贊同老子晚于孔子的同學說他在老子斷代問題上有成見,胡適憤然說道:“我反對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說法,因為這種說法的證據不足。如果證據足了,我為什么要反對?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p> 還有一次,在教授會上相遇,錢穆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焙m當即回敬道:“錢先生,你所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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