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間： 2011年10月21日下午

　　地 點：中國人民大學匯賢大廈A座會議室

　　特邀嘉賓：成中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講座教授）

　　張祥龍（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潘德榮（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廖名春（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特邀主持人：楊慶中（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當前中國經典詮釋研究的機遇與挑戰

　　主持人：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人們對上世紀研究反思的不斷深入，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立足于經學講哲學”的特點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而從經典詮釋的視角，梳理、討論，乃至發展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研究，也已逐漸成為當代中國哲學思想研究之多元格局中的重要勢力之一。而在9年前，也就是2002年，《光明日報》曾經做過一期有關詮釋學的訪談，題目叫《中國詮釋學是一座橋梁》，當時還沒有國學熱，《光明日報》也還沒有開辟國學版。9年過去了，這一研究有什么新進展？在當前國學熱背景下，面臨什么樣的機遇和挑戰？這些問題很值得思考。當然，經典詮釋，需要建立在文獻學基礎上的文本把握，需要西方哲學方法、理念的借鑒，還需要中國哲學自身發展特色的認識。所以今天特別邀請四位學有所長的專家，就這些問題各抒己見，以嘉惠于學林。

　　潘德榮：經典詮釋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還與社會實踐的直接需要有關。換句話說，詮釋的興起，與我們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是分不開的。遇到困境，要來解決這個困境的時候，詮釋的任務才凸顯出來。拿西方來講，至少有兩個例子值得關注：一個是在古希臘的亞歷山大·里亞時期，那個時候由于翻譯、重新編訂荷馬史詩、神曲，希伯來語的圣經的需要，詮釋的問題被提了出來。為什么，因為希臘神話的信仰逐漸轉向希伯來文化的信仰，于是需要詮釋。另一個是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這場改革首先涉及到的用德文來翻譯具有絕對權威的拉丁語《圣經》的問題。我們知道，語言表達系統不僅僅是描述某個東西，實際上還包含著一整套的觀念性的東西。所以當《圣經》的文本從拉丁語轉向德語的時候，德國人自身對《圣經》、對信仰的理解和反思就會全部融入到《圣經》表達的體系里面。這種理解和反思對不對？是不是在挑戰拉丁文圣經的權威？有沒有合理性？等等，都需要做出闡釋。所以包括馬丁路德在內的當時不少人，都自覺不自覺地討論到了被后來的詮釋學視為原則的一些問題。透過這樣的歷史考察，回過頭來再看我們現在面臨的國學熱，我想國學之所以熱，可能也是因為我們碰到了一種詮釋的困境，這種困境迫使我們從我們的先賢那里去尋找出路，從中國古代的典籍里面去尋找智慧。那么所謂的機遇與挑戰，我想大概應該順著這個思路去思考。

　　張祥龍：說到困境，科學和經典的關系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困境里面更深層次的困境?？茖W史上有很多經典著作，像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等，這些在科學史上都起過重大作用，但現在學物理的學生沒有人再去讀這些經典，因為沒這個必要?？茖W解決的是問題，它培養科學家的最有效方式不是去讀經典，而是通過教科書讓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弄懂相關的原理，然后馬上進入實驗，透過實驗驗證理論，并馬上進入到科學研究的前沿。所以，讀經典對他們來說是浪費時間。那人文經典就不同了，它的生命力就表現在人們對它的不斷研讀與解釋。經典與科學的區別，好比禮和法的區別，禮是防患于未然，法是發生罪行之后用法來審判、糾正。經典，像儒家經典、道家經典、佛家經典等，是在事情還沒發生之前已經發現了深層次的問題，它防患于未然。你讀了這些經典，整個的文化生態改變了，犯罪就會減少。當今時代科學主義大行其道，科學儼然成了一種新的宗教。什么事情一說是科學的，是專家論證的，這事就算定了?？茖W當然能解決很多問題，但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尤其是，科學是專注于現在，而經典則是通過回旋到過去，然后再走向未來，再帶動現在。兩者的功能不一樣，所以在西方歷史上，一度出現科學與經典互相排斥、對抗的情形。中國歷史上則沒有出現過這種現象，像《黃帝內經》與儒家的五經、十三經向來都是相輔相成的?；剡^頭來看國學熱背景下的經典詮釋，其實這是一個挺沉重的題目，潛在的和明顯的挑戰還很巨大，但機遇也就在其中。我們現在一直在講軟實力，經典是軟的，還沒對象化，處理的恰恰是一種情景化的、文化生態化的問題，它雖然軟，最后衍生出來的那個實力卻不可小覷。

　　廖名春：現在國學很熱，但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就是普及的人走到前面去了，而專業研究的人卻落到了后面。結果好像是大家都在那里比口才，誰的口才好，真理就在誰那里?，F在談經典詮釋，談國學，特別應該注意一點，就是要認識到自身的局限性。拿漢學宋學之分來說，我們常常講漢學家和宋學家孰長孰短，卻忽視了一個問題，就是兩家的東西各有它的必要性。漢學里面很多東西是非常重要的。讀書不識字，不懂語言文字，經就讀不好；經讀不好，文史哲也就做不好。同樣，宋學里面的很多東西也非常重要，它有創造性，便于普及。但宋學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不少人認為《周易》只是卜筮之書，沒有思想、沒有哲學。請問沒有思想、沒有哲學怎么會成為群經之首呢？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認識，主要是因為誤讀了《周易》本經的文字。這就說明，光靠宋學是解決不了經典的問題的，，必須要建立在漢學的基礎上。所以正確的方法應該是把漢學和宋學很好地結合起來：漢學家要做好基礎性的工作，要走在前面，義理家在漢學家的研究基礎上再進行發揮。做國學研究也好，做經典詮釋也好，一定要認識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一定要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里面活動。我們現在“同”的東西講的太多，“異”的方面講的太少，實際上最有價值的是這個“異”的部分。

　　主持人：廖教授講的漢學宋學之間的辯證關系，也同樣適合于我們對“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這一話題的理解，不是相互標榜，而是相互學習。

　　成中英:中國文化發展到今天，一直貫穿著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怎樣了解古人，即古今的問題。從詮釋學的立場說，了解古人也是在了解我們自己。那除了古今之外，還有一個近代以來怎么了解西方的問題。詮釋是一種理解。詮釋是對我們的理解的一種文字上的陳述，所以它具有現代性、當下性、即時性。詮釋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夠讓我們形成一種價值判斷，形成一種規范性的認識，然后指導我們的行為。例如我們不了解西方的優缺點，怎樣去面對西方，形成一種對西方行為方式的超越？我們不了解自己的傳統，怎樣去面對自己，找到一個歷史發展的方向？所以，詮釋作為一個文明間或者文明類之間的了解活動，它的意義遠勝于“知”，更具有一種指導和規范“行”的作用。

　　我很同意廖教授的觀點，要重視漢學家的基礎工作，但也不要因此裹足不前。詮釋學有個重大的特征就是可以透過部分了解全體，全體與部分之間是一種理解的循環的關系。透過詮釋，我們可以建立一種更好的表達方式、理解方式，這對于具有多元特征的中國文明本身意義非凡，能夠產生一種能量，造成一種價值，起到一種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