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顏淵》中,孔子答子貢問政一節,究竟是政治哲學還是心靈雞湯,究竟是施政之舉還是修養之道?“足食、足兵、民信”中的“民信”,究竟是政府取信于民還是人民信仰政府?可謂人言言殊。臺灣學者南懷瑾指出,“民信”是指人民對政治的信賴(《論語別裁》),大陸學者李澤厚則認為,“民信”是指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論語今讀》)。兩位都是大家,見解多為學界所采認。針對有人對“子貢問政”的曲解,李先生曾有過糾偏之論,“好些注解都作個體修養講,但原文明明是回答如何搞政治?！钡凇墩撜Z今讀》問世三年之后,仍然有人將“民信”詮釋為“老百姓要對國家有信仰”。(《于丹論語心得》)

　　“信任”(“信賴”是“信任”的同義延伸)與“信仰”的區別何在呢?《現代漢語詞典》提供了如下釋義,“信任”是“相信而敢于托付”,“信仰”則是“對某人或某種主張、主義、宗教極度相信和尊敬,拿來作為自己行動的榜樣或指南”。在西方政治語境中,政府被稱為“利維坦”。撇開權力制約的現代政治理論不談,毛澤東在“窯洞對”中就曾指出,“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有人卻要人民“極度相信和尊敬”政府,這不僅與現代政治發展的基本要求相悖,也與我們黨政權建設的根本宗旨不相符合。傳統文化如此傳承,不免帶有心靈麻醉與思想愚弄的嫌疑。

　　孔子在與子貢的談話中,將糧食充足(“足食”)、軍備充足(“足兵”)與人民信任(“民信”)作為施政之道的三個條件,政府顯然是主體。在上述條件必須三去其二的情況下,可以先去軍備(“去兵”),次去糧食(“去食”),“民信”卻不能去,因為“民無信不立”(“沒有人民的信任,政府就無法立足”)。在“民信”問題上,有人卻主客顛倒,將政府偷換為“老百姓”,片面強調民眾對政府的信仰,以此作為民眾個人修養的高端境界。其實,即使從歷史的角度這一論點也是錯誤的。政府誠信作為“民無信不立”的內在本質,在孔子之前與之后的歷史歲月中,曾經有過正反各方面的政治實踐。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因為喪失了政府誠信,導致了西周滅亡,他本人也身敗名裂。秦商鞅徙木以立信,因為注重了政府誠信,成就了一代強秦,終于一統天下。

　　近年來,一系列丑聞使我們的社會陷入了誠信危機。三鹿奶粉事件,葬送了奶粉聲譽；唐駿學歷“造假門”,敗壞了學術信譽；郭美美炫富事件,毀滅了紅十字會的公共形象。一般說來,唐駿學歷造假,屬于個人誠信；三鹿奶粉摻毒,屬于企業誠信；而郭美美事件引發的紅十字會危機,則屬于政府誠信(公權力誠信)。在政府誠信、企業誠信、個人誠信這三者關系中,何者是關鍵呢?政府既是社會信用制度的制定者,又是社會信用制度的執行者、維護者與示范者,這就決定了政府誠信在社會信用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政府誠信的本質是政府對社會與公眾的承諾,政府誠信的基礎則是國家法律與社會正義。政府誠信體現為制度本身的穩定性和政策本身的預期性。如果政府本身缺乏誠信,不僅政策的預期性由此喪失,而且制度的穩定性也被懷疑。

　　唐代政治家魏征曾經指出:“言而不信,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貞觀政要·卷五·論誠信第十七》)話雖簡約,卻道出了政府誠信問題的重要性。假如一個政府不守信用、缺乏誠意,其行政行為往往是“一陣風”或“運動式”,公眾怎么可能真誠地信任政府?倘若政府奉行“公司主義”與民爭利,公眾怎么可能心悅誠服地遵從政府政令?

　　政府誠信問題已經引起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溫家寶總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題部署制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要求“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時值中國加入WTO十周年,當年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再次強調:“如果不迅速建立誠信體系,我們在入世后新建的規則體系可能就會坍塌。而要建立一個國家的誠信體系,首要的是政府的誠信?！?12月1日《南方周末》)政府官員可以“花開花落”,政府誠信卻不能“云卷云舒”。政府誠信的建立有賴冰凍三尺之功,政府誠信的喪失只需杯酒談笑之力。殷鑒在茲,尤應戒懼!（安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