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粉彩描金無量壽佛坐像

　　這件文物于1972年由故宮調撥至承德外八廟管理處，后被原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廟管理處文物保管部主任李海濤偷盜出庫，在2002年10月28日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秋季拍賣專場《皇家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寶物》中出現，帶有原始標簽，估價200萬—300萬港元，以227萬余港元成交，后被依法追回。李海濤因盜取200多件文物而被依法判處死刑。

米芾：《苕溪詩卷》（局部）

　　一九六四年的一個清晨，一男青年抱著一布包“破爛”到了北京榮寶齋，其中就有北宋米芾的這件《苕溪詩卷》，開價一千五百元，最終以一千四百元成交。這件作品當年由溥儀帶往東北，流落民間?，F由故宮博物院收藏。

　　辛亥革命的槍炮聲宣告了大清帝國的覆滅，大殿傾倒，龍袍褪下，硝煙四起，內亂頻仍……百年世事多動蕩，千古華光幾流散。

　　夕陽殘照紫禁城

　　清朝滅亡后，民國政府允許年僅6歲的溥儀等清朝皇室“暫居宮禁”，并擇機“移居頤和園”。溥儀身后的攝政王諸大臣一邊讓兒皇帝過著一如既往的生活，養尊處優，揮霍無度，一邊殫精竭慮，蠢蠢欲動，密謀復辟；而民國政府內外交困，入不敷出，連年拖欠原來允諾提供給的經費，“小朝廷”坐吃山空；同時，除了幼稚的遜帝以外，“小朝廷”上下均知大勢已去，江河勁泄，來日不多了，所以，無論是為復辟計，還是為眼前與未來的生活計，“小朝廷”上下從變賣兌換身邊的金銀器開始，把黑手伸向了歷代寶藏。

　　開始盜運文物的是太監們。待到“小朝廷”想到把宮中的寶貝重新登記造冊時，恐怕劣跡敗露的太監便先在建福宮、繼而在無逸齋縱火，四處殘片，幾堆灰燼，地上淌著金銀器化成的金水銀湯……把太監悉數裁減了，又有護軍動手。最后，溥儀等想到了自己動手。從此，溥儀以賞賜的名義，將文物交由溥杰、溥佳等皇親國戚，偷帶出宮。在一份“宣統八年”（1916）十一月十四的賞單上，開列了由溥儀賞給帝師陳寶琛及多位近臣的書畫，其中有唐代閻立本手卷《孔子弟子像》、北宋米芾的真跡手卷一件、南宋趙伯駒手卷《玉洞群仙圖》、清初王時敏山水手卷一件。

　　1924年被趕出宮的溥儀等到了天津“清室駐津辦事處”張園，雖然窮途末路，依然心想重登寶座。沒有收入來源的張園，每日說客盈門、謀士高論，只好以文物“賞賜”“忠良”。小器物賞賜完了，便把大型器物或重要文物抵押給外國銀行、富商巨賈。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溥儀當起了日本人的兒皇帝，偷運到長春偽皇宮的文物被安置在“小白樓”里。偽“滿洲國”垮臺前夕，看守護軍開始哄搶，文物一時流散，世稱“東北貨”。新中國成立后，“東北貨”或交或收。但是，那些被“皇上”恩賜的、被臣子求索的、被太監偷盜的、被護軍私拿的……更有為“皇上”“委托”夾帶出宮的歷代文物更多地遺散各地，孤魂四野，紫禁城的黃昏，永遠的夕陽殘照，令人感傷。

　　一部中華民國的歷史，可以以四個字來概括，就是：“支離破碎”，無法打理。中華民國的文物界，就像一個爛攤子，也可以用這四個字來概括，就是：“支離破碎”，無人打理。軍閥以之作軍餉，政客以之作說資，土匪以之作橫財，地痞以之當營生，奸商以之當奇貨，洋人以之當異物，外寇以之當戰利品。

　　1928年7月3日，地痞出身的軍閥孫殿英命手下一個團進駐河北遵化馬蘭峪的清東陵，謊稱進行軍事演習，驅散守陵人員，切斷來往道路，于當日深夜，炸開了乾隆皇帝陵寢和慈禧太后的陵寢，盜取隨葬的大量寶藏。不久即敗露，轟動全國，為人不齒，多方聲討。孫殿英把從乾隆墓里盜取的一柄九龍寶劍、一顆慈禧太后口含的夜明珠等寶物分別送給了上層高官，此事便不了了之。

　　如果說，孫殿英這個東陵大盜上演的是一出有關中華文物悲劇的話，由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主演的萬里國寶大遷徙則是一部有關中華文物的正劇，慷慨悲壯，蕩氣回腸。1931年日本侵略軍侵占東北后，為了避免第二次“火燒圓明園”文物大劫難，國民政府制定了宏大的文物南遷計劃。自1933年2月到5月，南遷文物分5批總計13400多箱被運抵上海，1936年南京朝天宮庫房建成后，又陸續運抵南京。未幾，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批文物又奉命西遷，自1937年8月至1939年9月，文物分南、中、北三路，水陸兼程，輾轉萬里，抵達后方。

　　故宮的重要文物雖然得到了較好的看管，流散宮外的文物，特別是那些本來收藏于民間的文物、安置在野外的文物、隨葬于地下的文物卻是命運多蹇。北京有琉璃廠一條街，上海有一個收藏鑒賞圈，此外有外交使節、外國銀行、外國商社、外國占領軍等等，他們有金錢，有特權，有渠道，有工具；他們四通八達，上下勾連，買賣文物，自由出境。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30余年，不僅創造了中華文物流失的最高紀錄，還承接清末而成為了中國歷史文物造偽的一個新的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