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6日，香港。

　　一代宗師饒宗頤將接過西泠印社社長聘書。

　　“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自此有了第七任社長，領袖群倫。

　　時間往前推幾日，12月13日，杭州。

　　西泠印社的第八屆理事會第六次會議，全票通過，“社長”一職塵埃落定。

　　“ 西泠五老”之一的丁茂魯先生走到西泠印社副社長陳振濂跟前，感慨：饒先生來當社長，此舉不一般。依西泠印社的地位，就是需要這樣一位讓眾人佩服，德高望重的先生來擔當。

　　饒宗頤，錢鐘書贊他是“曠世奇才”，季羨林說他是“我心目中的漢學大師”。他是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宗教史家、比較文化史家，是國際漢學界公認的泰斗級人物。的確，他就像一個失傳已久的奇跡：不僅精通琴、書、畫，同時學術著作等身；不僅精通中英今古文，還精通梵文、希伯來文、波斯文。

　　那個年代，像西泠印社這樣的民間學術社團何止一個，唯有西泠印社名揚天下，與社長的人選有莫大關系

　　為什么西泠印社會請饒先生來做社長？

　　此前，西泠印社副社長陳振濂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過這樣一番話：

　　請他來，不是請他來主持具體工作。他是學界的一根標桿。

　　晚清和民國時期，像西泠印社這樣的民間學術社團何止一個，唯有西泠印社名揚天下，與社長的人選有莫大關系。

　　看看西泠印社的歷任社長都是什么人，就知道了，吳昌碩、沙孟海、趙樸初、啟功……

　　西泠印社社長一職，實在太重了。

　　什么樣的人能當此大任？

　　西泠印社的標準是：藝術大師、學術泰斗、社會名流。

　　藝術大師和學術泰斗，兩者就已經很難兼容，因為人的精力總是有限。更不用說還要加上“社會名流”。什么是社會名流？社會名流意味著，他對這個社會要有所擔當，有使命感，能推進社會文化發展的進程。而不是僅僅專注于個人造詣。

　　從這三個標準來說，請饒先生來當社長，是西泠印社的榮耀，而不僅僅是饒先生的榮耀。

　　2005年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長啟功先生去世，社長一職空了六年。

　　事實上，西泠印社史上，社長空缺并不罕見，西泠的一百多年歷史，有近半時間這個位子都是空缺的。

　　2009年，西泠印社內部曾做過一個問卷，問理事和成員們，第一問是，第七任社長應該從社內產生還是從外面延請。第二問是，請推薦人選。

　　問卷收上來，多數人贊同社長一職應從外界延請一流文化大家擔當。

　　這一結果，同當年西泠印社創社時的情形一脈相承——1904年，西泠印社四位創始人丁仁、王禔、吳隱、葉銘，都是完全有實力擔當社長一職的大家，但最后四人還是請來吳昌碩出任社長。從這里你可以看到西泠印社的胸懷。

　　西泠印社是中國讀書人創造的文化奇跡。請饒先生來的深層意義，便是要豎起國學的旗幟

　　現在外界評價西泠印社，除了高山仰止，亦會以“孤島”來形容。 陳振濂是這么理解的：“西泠印社就是一座精神孤島，在努力地守住傳統文化，守住一方凈土?！?/p>

　　清末西泠建社，正逢近代中國最為動蕩的年代。杭州四個年輕人，創立了一個金石學社團，在西學東漸的當時，便是冷清的。但他們就這么孤獨地，自在地堅守下來。做著抱殘守缺的工作，才有了百年西泠的今天。它是一群中國讀書人創造的文化奇跡，在中國社會急劇轉型，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在某種程度上，西泠印社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象征，國學的一個孤本。

　　國學本來就是一件孤獨的事，安靜的事，要習慣日積月累地坐冷板凳。

　　陳振濂認為，現在的國學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國學太熱，太時髦了。大家都在半懂不懂地說國學。而我們需要的是，在這個喧囂的時代，真正沉潛下來，做學問，做守得住孤獨的人。

　　這也是請饒先生來當社長的深層意義：豎起一桿國學的旗幟。

　　西泠印社目前正在做的一件大事，是要重振金石學。金石學是國學，但金石學在近代已經隨著大學的學科分類，被分到古文獻、古文字學、古代漢語里。它的內容還在，但金石學這個學科，沒有了，斷層了。

　　另一件事情是，西泠印社要求社員必須做到詩、書、畫、印綜合。西泠印社不直接培養人才，但它一直在倡導這樣一種理念，來引導藝術人才往這個方向發展，這也正是傳統中國文化對讀書人、知識分子的一種期待。（記者 郭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