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維正（1935—），浙江黃巖人，1951年初參軍，曾參加抗美援朝戰爭。著名黨史專家、國防大學一級教授、少將，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主要成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長期從事中共黨史、軍隊政治工作的研究與教學工作。著有《中國共產黨創建史》《東方欲曉：中國共產黨是如何誕生的》等，主編《中國共產黨80年大事聚焦》《中國共產黨90年創新實錄》《寫給青少年的黨史》等，參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國大百科全書》等書籍40余部，發表文章200多篇，獲國家和軍隊各類獎幾十項。

　　記者：邵教授您好！44年前，您考證出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開創了中共黨史實證主義研究先河，由此也奠定了您在黨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請您談一談是什么緣由促使您開展這一研究？

　　邵維正：歷史總是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前進，歷史研究也都有其時代背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在全國范圍蓬勃展開，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逐漸繁榮起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給了黨史研究者巨大的精神力量。當時，我從作戰部隊選調到解放軍后勤學院擔任政治理論教員，從事中共黨史教學與研究工作。改革開放初期，黨內普遍認為，黨史更要貫徹好黨的思想路線，把重大問題弄清楚、寫準確。

　　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倡議編寫一套多卷本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并把這項重大研究課題交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李新主持，由于編寫任務重、難度大、涉及面廣，李新決定先借調一些人集中精力寫好第一卷，為后續各卷蹚蹚路子。1979年初，我被借調到課題組，承擔第一卷《偉大的開端》第二章“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有關中共一大書稿的起草工作。在搜集資料、撰寫書稿的過程中，我發現關于一大的召開日期、出席人數和會議內容等問題存在多種說法，這些問題困擾著我，甚至因為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說中國共產黨是“舶來品”“私生子”。

　　面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提法，一方面我苦于書稿難以下手，另一方面深感中共一大召開日期不僅是黨史上的重大問題，而且事關黨的尊嚴。中共黨史不僅國內在研究，國外境外也在研究，如果我們自己不很好地作出回答，國外的一些研究往往會混淆視聽，甚至會造成各種消極負面影響，黨史研究工作者有責任與義務回擊歷史虛無主義者的攻擊，給黨正名，不給后代留下遺憾，因此我萌發了要考證一大疑難問題的強烈愿望。

　　記者：當時您在考證一大疑難問題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最后又是怎樣克服困難取得這一重大理論成果的？

　　邵維正：主要有兩方面的困難，一方面來自考證工作本身，另一方面來自外界的壓力。由于黨的一大是在秘密狀況下召開的，建黨初期活動比較集中于城市，而又長期處于白色恐怖之下，沒有也不可能留下會議記錄之類的原始文獻，加上從1938年開始就確定以“七一”作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久而久之，大家習以為常，認為7月1日就是黨的一大開幕的日期。幾十年以后又來重新考證，在觀念、資料、回憶等方面都增加了難度，加上當時工作條件差、交通不便利，沒有復印機、更談不上電腦，用手工方式摘抄卡片，工作量非常大，也為考證工作帶來了困難；同時在研究過程中有的同志出于好心提醒我，這是幾十年都沒有搞清楚的難題，怕出不了成果白費勁不說，甚至還要負政治責任，勸我不要冒這個風險。

　　面對這些困難，我也曾產生一些顧慮，有過思想斗爭，但我又想到，寫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初衷，就是要如實記載歷史，還歷史本來面目，這是對黨的事業負責，回避難題、循規蹈矩、漠視困難不是嚴謹的治學態度。我感到，以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來研究黨的歷史，這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實際行動，也是從根本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在李新、劉明逵、陳鐵健等同志的鼓勵和支持下，我分三個階段開始了對中共一大的考證工作。通過從中央檔案館、中央黨校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資料室等處搜集大量史料，制作資料卡片，整理出“中共一大召開日期研究提要表”；接著追詢一大代表行蹤，并訪問了還在世的一大親歷者劉仁靜、包惠僧和王會悟，與他們多次交流，梳理歷史細節；之后，我將已有資料與俄文資料、當時的報紙對照驗證，綜合分析，力避孤證，最終考證出中共一大召開日期為1921年7月23日、出席者13人。

　　1981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時刊登了我的文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文章刊發后，得到黨史研究專家和學界同仁的肯定，也引起許多外國專家的重視。這令我備受鼓舞，深感付出的努力沒有白費，更重要的是，通過扎實的學術研究，解決了一個重大問題，使我增添了學術信心和動力?；仡欉@段經歷，我深切感到之所以能完成一大考證，決定性的因素是黨的思想路線指引，有了寬松的政治環境，個人是微不足道的。

　　記者：我們關注到，近些年您的很多精力放在探索黨史通俗化、大眾化、形象化表達上，建黨100周年時，您還主編出版了《寫給青少年的黨史》一書，您這樣做出于什么考慮？

　　邵維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共黨史要充分發揮資政育人的作用。這既是為黨史工作指明方向，也是給黨史工作者賦予莊重的責任。21世紀初，中央批準出版的黨史正本已經有多部，而群眾喜聞樂見的黨史讀本還是少了一些。我下決心把寫作方向作了調整，從專業研究轉向通俗讀物。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愛讀愛看，才能從中受到啟發教育，達到資政育人的效果。

　　建黨80周年，我主編了《中國共產黨80年大事聚焦》，從黨的80年歷史中精選出100個有代表性的事件，搭配1000張照片，文圖并茂、生動形象地再現了黨的發展歷史，一經出版，6個月加印了6次，不像以往機關單位的團體采購，主要為個人購買，這對我是很大的鼓勵，更加堅定了寫作貼近群眾黨史讀本的取向。建黨90周年，我主編的《中國共產黨90年創新實錄》，運用客觀翔實的史料和生動鮮活的語言，采取夾敘夾議的形式，全景式展示了中國共產黨90年的創新歷程，獲得了黨史界和廣大讀者的高度評價。2011年，我主編的《日出東方——中國共產黨創建紀實》，被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推薦為黨員干部閱讀書目，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在這期間，我還出版了《中國共產黨紅色里程盛會要覽》《黨史故事100講》等形象生動、廣受好評的讀物。通過20多年的實踐，使我轉變了研究思路和工作風格，把精力更多用于探索黨史通俗化的“群眾路線”上。

　　學習研究黨史的50多年里，我深知黨史不僅是記載黨的奮斗歷程，更是紅色基因的傳承，黨史研究不能搞成空中樓閣，只有走出學術殿堂，面向廣大群眾，才能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益和時代價值。我們倡導學習黨史，也不是為學習而學習，更不是走形式擺樣子，一方面是為了總結經驗、揭示規律，在深入分析現實問題的基礎上，對未來發展作出超前思考，運用黨的成功經驗指導現實、開創未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弘揚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建黨精神和優良革命傳統，使之代代相傳、發揚光大，培育出一大批對黨忠誠、勤奮廉潔、勇于擔當的接班人，賡續紅色血脈，永葆人民江山。

　　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也是黨的事業的接班人，青少年學習黨史關系到他們的價值觀人生觀的確立，也關系到我們黨的事業后繼有人，這也是我主編《寫給青少年的黨史》的初衷。有人說我是“老爺子搞小兒科”，事實證明，《寫給青少年的黨史》很受歡迎，先后入選2020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中宣部2020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中宣部優秀通俗理論讀物出版工程、共青團中央中學（中職）團員黨史學習教育參考書目等，在“學習強國”學習平臺、央廣云聽、喜馬拉雅等推廣上線，并由央視改編制作成百余集系列專題片，成為年度爆款紅色讀物。

　　傳播黨史還有一個重要途徑，就是課堂教學和宣講輔導。我作為長期在部隊從事宣傳工作和院校教學的一員，授課、宣講、輔導是責無旁貸的任務。據教務部門統計，幾十年間我在軍內外做課堂教學、宣講報告和學習輔導達2000多場次，聽眾達百萬人次，被一些從錄像、拉線分會場聽講的同志稱為“沒有見過面的老師”。

　　黨史的通俗化、大眾化、形象化表達要不拘泥于傳播形式、傳播媒介。除了出版書籍、輔導宣講以外，我還多次參與《百家講壇》“黨史故事100講”系列和《國家記憶》節目錄制、全國大學生黨史知識競賽活動，通過多種形式講述黨的故事，借助多種渠道傳播黨的歷史，受到了社會廣泛歡迎?，F在我年紀大了，精力有限，就想著把剩下的一點余熱貢獻給年輕一代。

　　記者：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 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些年，您在深耕黨史研究的基礎上，開始轉向黨的創新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方面的研究，“兩個結合”與黨史有什么內在聯系？對黨史研究具有哪些重要意義？

　　邵維正：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

　　中國共產黨是高度重視理論指導的黨，這可以追溯到建黨初期。黨一經成立，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1922年黨的二大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國情結合起來的有益嘗試。正是在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指引下，我們黨找到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成功開創、堅持和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從某種意義上講，一部中共黨史就是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并成熟起來的記錄。馬克思主義的命運早已同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中國人民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它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檢驗，它的人民性和實踐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貫徹，它的開放性和時代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彰顯，能否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成為中國共產黨事業成敗的關鍵。

　　我們黨既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又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注重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洞察時代大勢，把握歷史主動，堅持不懈地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百年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與古老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推進理論創新的沃土，5000多年中華文明蘊含的治國之道、修身理念、思維方法，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是相似相通的?！皟蓚€結合”在黨的歷史上有著漸進的動態過程，它的成功實現能夠在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展現出堅強的生命力和親和力，彰顯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

　　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開啟中國共產黨成功經驗的密碼，也是中共黨史的精華所在?！皟蓚€結合”為進一步深化黨史研究指明了方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堅持“兩個結合”的最新理論成果，我們要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認真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并善于將歷史經驗、中國智慧和民族精神融入當代馬克思主義，有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記者：今年，您已88歲高齡，但學習、研究、教學從未停歇，仍奔波在黨的理論研究、宣講第一線，堪稱治學典范，您以身作則、嚴謹治學、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請您為理論工作者傳授一些治學的寶貴經驗？

　　邵維正：我16歲參軍，20歲加入中國共產黨，29歲系統學習黨史，43歲“半路出家”從事黨史研究，2011年退休。在幾十年的政治理論教學生涯中，我既有積累，也有思考，形成了一些感悟。我認為，理論工作是光榮的崗位，選擇認定了就要堅持下去，要經得住來自各方面的誘惑和考驗，以平靜的心態默默工作，埋頭耕耘。理論工作又是枯燥的職業，要坐得住、鉆得進、冒得出。坐得住就是要堅守，幾十年如一日；鉆得進就是要勤奮拼搏，刻苦鉆研業務；冒得出就是要不斷進取創新，力爭出精品力作。坐得住是為了鉆得進，鉆得進才能冒得出，冒得出使坐得住、鉆得進更有效率和意義。

　　年輕的理論工作者要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學習是研究的階梯和基礎，只有打牢基礎充實自己，研究才能深化，才能持續出成果；保持勤奮狀態是研究者必備的素質，不能靠一時的沖動，而應長期堅持，使之常態化；懷揣對事業的熱愛才能激發良好的精神狀態，黨的理論工作者職業是神圣的，要對事業有責任感和事業心，愛崗敬業、忠于職守；要增強創新的勇氣。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創新永遠在路上。

　　我們黨百年奮斗的歷史是取之不盡的源泉。要善于從革命前輩的成功實踐中感悟真諦，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磨煉本領、增長才干，努力擔當起新時代的新使命。我們黨的紅色基因和優良傳統，蘊含著無窮的力量，要善于從黨的斗爭精神、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跡中獲取前進動力，鼓起新時代的精氣神，努力拼搏、敢于創新，在新征程中不斷攀登新高峰、開創新局面。

　　前些年，有關部門為了培養和提高軍隊的理論人才，分別在北京和南京舉辦了兩期理論骨干研討班，指派我參與這項工作。我立足于新時代對理論建設的要求，結合自己的實踐和體會，概括了五句話：“學習是終身的，事業是神圣的，治學是嚴謹的，勤奮是常態的，創新是永恒的?！迸c理論戰線的中青年戰友一起討論交流，作為努力共勉的要求和期望。

　　學習研究黨史對我來說，是豐富自己、改造自己、堅定自己理想信念的過程。我愿意做一名忠誠于黨的理論戰士，一息尚存，戰斗到底。（記者 李小標 閆宏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