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碩（1929— ），山東兗州人，山東大學終身教授、講席教授，1953年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兼重國學傳統訓詁考證與現代文學批評。著有《孔尚任年譜》《蒲松齡事著述新考》《文學史學的明清小說研究》等，發表文學研究論文百余篇。主編有《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本）第八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人民文學出版社本）等。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山東分會副主席、全國古籍整理出版社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會長、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教材《中國古代文學史》編寫組首席專家。

　　記者：袁教授您好，近年來有關《聊齋志異》的文藝作品層出不窮，彰顯了這本書的強大生命力。您的“聊齋學”研究碩果累累，其中《蒲松齡事跡著述新考》更是被國內外報刊評價為“蒲松齡研究的一個里程碑”。請問是什么原因使您涉足這一領域？您又是怎樣開展研究工作的？

　　袁世碩：《聊齋志異》確實有著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崇高的藝術價值。我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研究此書，因為它作為中國古代傳奇小說最杰出的作品、有世界影響的文學名著，研究意義非凡，但在當時可以說這是一塊未經熟耕的土地，大眾對蒲松齡的了解非常粗略，甚至還夾雜著一些后人附會的傳說。學界對《聊齋志異》的評論基本還都是繼承半個多世紀前《中國小說史略》中的論斷，論述其揭露封建政治腐敗、歌頌真摯愛情等主題思想，缺乏對其文學價值的進一步挖掘。于是，我決定對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做一番深入研究。

　　既然要研究，就得提前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我先跑了收藏著大量地方文獻的山東省圖書館和山東博物館，又數次前往蒲松齡的故鄉淄博市進行調查訪問和資料搜集，再依據全國幾家大圖書館的書目所提供的線索，設法索取到《聊齋志異》黃炎熙抄本、王金范刻十八卷本等重要文獻的復印件。為了掌握更加全面的信息，還特地跑了趟日本東京應慶大學，查閱了“聊齋關系文庫”的文獻圖籍。我想起有位著名的史學家說過：“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學者要想做出成績，就得肯下一番苦功夫，不厭其煩地收集和研讀資料。這樣，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我得到了許多以往的研究者未曾過目、沒有研究、乃至鮮為人知的文獻資料，讓我接下來有底氣靜下心來仔細研究。

　　我做考證工作，秉承了傳統的“頌其詩、讀其書，要知其人、論其世”的原則。研究一個作家、一部作品，決不能孤立地僅就一個作家論一個作家、僅就一部作品論一部作品，而必須把其置于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中，放在特定時代文學的整體狀況、特定文體的歷史發展源流、以至整個文學史的大框架下進行考察，才能對作品的獨特價值和歷史地位理解更為深切。比如，《聊齋志異》中的許多狐鬼花妖故事，一般都是講書生獨居書齋偶遇鬼、狐等幻化的少女，以往人們認為這些只是歌頌自由愛情的篇章，但如果仔細研讀蒲松齡的詩文和小說，就會發現他大半生在縉紳人家坐館，這些文本明顯具有作者自悲、自況和自娛的性質，狐鬼故事便成了作者抒情言志的文學表現方式。進而我也對魯迅先生評價《聊齋志異》，并屢屢為研究者所稱引的“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八字論斷產生懷疑。在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神鬼怪異之事只是作者單純記述的內容，而蒲松齡所收集撰寫狐鬼花妖故事，作為一種抒情言志的方式，成為觀照人生、抒寫憂憤、出脫內心隱秘的篇章。所以《聊齋志異》不是志怪，而是像作詩一樣，借志怪來表現自己的主觀世界，從這一點來說我想魯迅先生并未道出書中某些篇章的深層底蘊。

　　記者：可以看到您的“聊齋學”研究大膽質疑，澄清了不少誤解，又提出了許多創見，讓《聊齋志異》一書能夠以嶄新的面貌重新走入大眾的視野。您認為應當如何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袁世碩：我認為做文史研究離不開兩方面的修養。一方面應該繼承傳統的訓詁學、考據學的理論方法，這是搞好研究的基礎?？紦W是一種傳統的治學方法，只有先搞清史實才有助于我們對作品的進一步理解和評說，甚至能生發出自己的文學理論，其中所蘊含“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治學精神，更是值得每一位研究者去發揚。做學問前去盡力搜求、發現確鑿的可作證據的材料，依據材料中的信息與事物的客觀邏輯推導出一種認識，不以虛代實、以假作真，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

　　但是單純的訓釋文獻、考索史實卻容易囿于就事論事的實證層面，想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出新意，還需要具備一定的理論自覺。對于古代文學作品，重在從歷史聯系中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以簡單的肯定或否定為歸宿。我在學生時代曾選修過一些哲學課，受惠最深的是恩格斯晚年寫的一批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通信，我在研讀這部分文獻期間做了有生以來最多的讀書筆記。后在留校任教初期，時任山大校長的華崗為教師們上哲學課，我經常聯系文學史中的現象加以哲學思考，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徑。研究古典文學、文學史應該多想些問題、多學點理論，研究成果也不應僅僅是就事論事，而應站在宏觀的角度去討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入挖掘古籍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問題意識和理論自覺恰恰有助于我們挖掘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深刻思想意蘊。比如，借助唯物史觀我們可以從《西游記》中看到明中葉神權消失、人性覺醒的社會思潮，可以從《紅樓夢》中看到作者對本階級生活的反思以及對現存秩序和道德規范的質疑，等等。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前人遺留的爭議問題獲得重新思考，很多作品背后的人文精神得以重新抒發，對于古典文學作品來說這也是一種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其實對于各種社會科學學科，理論指導都是必不可少的。專業知識的深廣固然重要，屬于本專業的基本功是進行學術研究的必要條件，但是如果缺乏較高的理論素養，也難于對所研究的對象、所占有的大量資料進行有深度的分析和新的理論概括，做出學術價值較高的成果。我這樣說不是要貶低掌握基本功和文獻資料的意義，而是說一位研究者如果既能充分掌握基本功，又有較高的理論素養和思辨能力，更有可能做出高水平的學術成果。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圍繞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新的文化使命，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煞窠Y合您的治學經驗，談談如何自覺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

　　袁世碩：對于文化研究工作者來說，肩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要把握好三個要求。

　　首先，要堅定在專業研究中的文化自信。當今在不同文明觀念交流互鑒的學術氛圍中，只有堅持走自己的路，既不盲從各種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才能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文化思潮逐漸引進我國，在文藝美學方面，就有存在主義、詮釋學、語言哲學等各種理論方法，令人目不暇接。也正是那時，我國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出現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亂。比如，以中西比較的方式顯示中國傳統的落后性，形成對民族文化傳統的非科學的否定態度；以批判儒家的“詩教”和“文以載道”的文學觀為依托，否定文學的政治和社會的功利性。很多學術研究盲目崇信西方當代文藝理論，造成了部分學者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上的自卑態度，至今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實際上這些西方理論也不見得完全正確，比如說《劍橋中國文學史》中論《紅樓夢》一節的基本觀點，還是沿襲著20世紀初的理論，相較于當前國內學者的研究來講已經落后了；又如西方研究者以統計學的方式研究話本小說還停留在考據學的范圍內，而我們已經對話本小說創作特點的變化研究有了更重要的拓展。所以，引介西方的文藝理論固然有益于開闊視野，但也不可對其過分標榜乃至盲目崇信。

　　其次，要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對于西方的研究理論方法，既不能采取全盤接受的方式，也不可以一味地簡單排斥，既要立足本國實際，又要開門搞研究。對待這些理論應當主動接觸、審慎辨析，汲取其中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有益的內容，建構完善自己的理論框架，并在學術研究中創造性地發揮運用。我曾經撰寫過《文學史與詮釋學》《接受理論的悖論》等文章，力圖與西方當代文學理論進行深入對話而批判吸收其合理成分?，F代詮釋學提供了研究文學作品的新方法，如伽達默爾所論理解的歷史性、視域的融合等，有助于解決我們過去在詮釋、評論古代文學作品中出現的一些沒有說得清楚的問題，給我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和研討問題的思路。但是有些觀點明顯失于偏頗，甚至是違反文學作品的客觀性，對于這些觀點要指出學理上的缺陷與實踐中的弊端，給予冷靜客觀、實事求是的評價。要多嘗試進行中西理論的比較研究，博采眾長、為我所用，從而熔鑄古今、匯通中西，推動中國學術研究煥發出勃勃生機。

　　最后，要堅持守正創新。守正就是要在學術研究中堅持正確的方向和道路。想要廓清研究中的思想迷霧，深入探究學術問題背后的本質，就得守好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并賦予新的時代內涵。我在研究中深刻體會到，馬克思主義諸多理論與中國古代做學問的原則彼此高度契合，前面說孟子曾提出知人論世的研究原則，也正是唯物史觀堅持的對產生思想的歷史發展條件和人物具體社會關系的考察。比如在1954年學界展開了對《紅樓夢》思想根基的大討論，當時流行“農民說”“市民說”和“封建叛逆說”，但是用唯物史觀可以很清楚地解釋這本書的思想性質，從而避免落入絕對化、單一化的窠臼。思想是時代的產物，一個思想家的思想學說并不只是反映一個階級的狹隘的發展要求。面對這樣一部復雜的作品，不能僅僅看到作家出身、作品題材、主人公身份，還要看到作品所反映當時社會的思想傾向?！都t樓夢》作為一部時代作品，處于新舊思想交織的歷史階段，反映了歷史前進要求的一種意識和傾向，是通過一位貴族出身的作家、通過他對本階級生活的反思和思考，進而質疑現存的秩序、現存的道德規范的方式表達出來的?？梢钥吹?，研究者提高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素養，既可保證社會科學各專業的學術方向，避免走進理論的誤區，又可增長認識客觀世界、研究各專業對象的思維能力。我們現階段的研究生教育也需要增強這方面理論素養的培養，想要深化對基本原理的理解，就要鼓勵學生多去精讀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原著，在更高程度上掌握這些原理，使之變成知識結構中的血肉，自覺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分析社會、歷史以及文學現象。

　　學術創新大多不外乎幾種路徑：一是新材料的發現，二是新方法的使用，三是觀念的變革，這些都離不開問題的引領。馬克思曾深刻指出，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問題意識不僅使我們對一些現有理論有更為清晰的判斷力，更有助于在學術研究中的突破與升華。我們在研讀文獻評論時要多去留意思考有爭議的問題，而不是一般地詮釋作品的思想意義和稱揚作品的藝術成就，我寫的關于明清小說的文章，多是就教科書有關重要小說評論中有爭議的問題而發的。1959年學術界掀起了一場“為曹操翻案”之風，有學者認為《三國志》所記歷史中的曹操，是一個有卓越功績的人物，而“奸雄論”是隨著宋代以后封建倫理觀念的增強，而日益發展起來的。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撰寫了《試論〈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一文，希望幫助人們對《三國演義》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沿著這一問題，我稽考了司馬彪《九州春秋》、佚名《曹瞞傳》等歷史文獻，梳理其中關于曹操的描寫，發掘《三國演義》背后所順承的歷史觀念。同時，也提出歷史著作與小說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功用，歷史著作要真實、小說則是虛構敘事，作為歷史人物的曹操和小說人物形象的曹操又是不可以混為一談的。

　　記者：這么多年來，您從未停止自己的學術耕耘，也一直堅守三尺講臺，傳授自己的專業知識與治學感悟?，F在很多教師直言面對著科研壓力和教學任務的“兩難”，甚至有著“重科研輕教學”的觀念，您怎樣看待二者的關系？

　　袁世碩：我不認為教學與科研存在什么矛盾，讓我做一個自我評價的話，我首先是一名古典文學專業的教師。我在學術研究中所取得的一點成績，也大多得益于我在教學過程中的思考?！敖逃菄笥?、黨之大計”，為黨育人、為國育才也是每位教師的職責。一方面，我的大量研究成果靠問題引領，而這些問題大都產生于日常的教學生活。20世紀 50年代中期，我的導師馮沅君先生曾因病住院數月，我受命承擔中國文學史明清段的教學任務。小說是明清文學史教學的重頭戲，我一開始感到很吃力，為了上好課，應答學生們的提問，我不得不認真研讀教學大綱所涉及的小說。當時有幾部明清小說的爭議頗多，在教學和答疑中都是無法回避的問題，于是我在準備講稿時反復思考學術界爭議的問題，并將這些思考寫進講稿，先在課堂上講給學生聽，聽聽學生的反應，自己覺得言之成理，便做些修改、補充，再反復打磨成文章發表在本校的學報上。1998年，齊魯書社出版了我的《文學史學的明清小說研究》，里面的文章多半都是我在教學與科研中對某一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所寫作的。另一方面，科研工作又帶動我教學水平的提升。我的講稿經常根據本學科中新出現的問題補充新的內容，有的問題雖然未能解決，提出來也可以引起學生們的思考和研究興趣。我與研究生商定論文題目，經常提出我曾經思考過的有意義的問題供他們參考。因此我常說“教學相長”，教學可以幫助科研開拓視野、發現問題，科研又反過來支撐教學、啟發學生，二者相輔相成。

　　我常感嘆身為文化工作者，擔負著重要的文化使命，希望我們的年輕教師能夠繼續堅持好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承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培養更多的優秀人才。（張德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