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文化批評，呈眾聲喧嘩的特征。這種變異，首先彰顯的是大眾文化的民主化進程。語言資源和經濟資源一樣，歷來受到社會權力的制約，分配不是公正和公平的。網絡時代的文化批評，打破了傳統的屏障，讓任何人可以出入自由。如此位置的更換，無疑是一種對以往文化批評世界的陳勝吳廣式的造反，是一種新形式的語言資源的“均貧富”。在一個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時代，網絡讓大眾在手指敲擊的瞬間，速食方便面一樣熱騰騰地立刻完成了人人可以成為批評家的美夢成真。

　　然而需要明示的是，眾聲的喧嘩，嘈嘈切切錯雜彈，缺少定音鼓般有力量的聲音，并沒有成為真正的交響。原生態和淺表層的熱鬧，并未種植成燦爛的花園，而依然是荒蕪的廢墟。問題就在于，為什么面對網絡時代，我們大眾文化的批評會如此乏力甚至虛脫？

　　在我看來，重要的是面對嶄新的網絡時代，我們的文化批評未能建設起自身的倫理，便也就在如此欣欣向榮又如此亂象叢生的大眾文化面前，顯得陣勢凌亂，力量匱乏。所謂倫理，就是文化批評自身應該建起的道德與義務的準則。顯然，在商業時代，消費主義攜帶著眾多利益的誘惑鋪天蓋地席卷而來的時候，文化批評的迅速墮落，比自身一時亂了方寸的茫然不知所措還要可怕。段子替代了小說，順口溜替代了詩，知音體替代報告文學，搞笑的小品替代了相聲，堂會式的電視晚會替代了藝術……與此相對應的文化批評，自然便出現了紅包批評、賓館批評、旅游批評、整版報紙買斷式批評、媒體娛樂版的八卦批評……種種利益化批評便不一而足，大行其道，不是成為金錢與權勢，就是成為了娛樂的附庸。批評的光芒消失在庸俗狂歡的燈紅酒綠之中，便是再自然不過的了，更遑論操守倫理？

　　重建文化批評的倫理，首當其沖者，必須和毫不羞恥的為紅包的區區小利就斷送了批評的尊嚴和品質的行為決裂。這是重建批評倫理的底線。而要做到這一點，除了要加強批評家的自律之外，還需要建立批評家的整體與獨立的體制與機制建設，使得這樣的批評家能夠切斷商業社會中的各種利益鏈，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而建立起自己的權威性。

　　在這里，文化批評權威性的建立，尤關重要。在一個文化多元化時代，需要不同的聲音，卻也需要定海神針般的權威聲音，就像需要好馭手，才會使得大眾文化不致成為脫韁野馬，隨心所欲地為所欲為。這種權威性的建立，依靠的不是行政的力量或金錢的力量，而是對于當下大眾文化的深刻研究與認知基礎上的有力量的發言。這種發言的力量，表現在對當前大眾文化現象具有理論性、真理性、預見性、建設性和質疑性、批判性的真知灼見。

　　以當前的電視劇為例，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有我國電視劇發達的了，其制作數量之多、品種之豐富、播放之密集，均令人嘆為觀止。但是，在我國每年生產15000部電視劇這樣驚人的數字面前，又是這樣魚龍混雜的現實面前，我們沒有像樣的批評，為其自身梳理而排毒養顏，為大眾大浪淘沙，而是任其泛濫。對于那些拿歷史當成玩偶的盡情戲說、將愛情當成幌子販賣的多角亂愛、對現實回避扭曲或粉飾的粗制濫造、肆意搞笑淺薄不堪的家庭肥皂劇、跟風而肆意讓國共兩黨特工神通廣大地行走于江湖之上而編造歷史的諜戰片、隨心所欲對經典一窩蜂的擁擠并一擲千金的奢華翻拍……對于這樣充斥我們的熒屏的電視劇現象，遺憾的是，我們看不到批評的權威，看到的只是制作的霸權。在工業和商業模式的運作操控和畸形競爭下，美國大眾文化研究的著名學者約翰·費斯克教授，早就說過文化工業可以產生快感，但“此類快感不是大眾的快感，而是霸權式的快感”。也就是說是這樣電視劇的生產商為了收視率的利益強加于大眾的。只是面對這樣的霸權，卻未見得批評的作為，更談不上批評權威的聲音和力量。

　　作為大眾文化的一種最常見也最易于接受的形式，沒有比電視劇和大眾關系更為密切的了，我們的文化批評都如此力不從心，其他方面的文化批評就更顯得乏善可陳?？梢赃@樣的說，沒有有出息的文化批評，就不會有有出息的大眾文化的發展。在網絡時代，準入門檻都很低的大眾文化和文化批評，都面臨著自己的挑戰。兩者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促進的，是都需要自身倫理的約束和支撐的，而不是前者僅僅是晚會的邀請，后者淪為盛裝的出席表演。（肖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