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話題”版近日《依賴和迎合媒體尋找最有新聞價值的身份》一文，講國人過份依賴新聞媒體道是非、求正義，以及更多人被新聞媒體“拋棄”的無奈，于我心有戚戚焉。本人作為一名新聞職業人，手機里就有多條老百姓求助的短信，事涉勞工維權、拆遷等，但我實在是管不了。由此可見民眾對媒體寄望之殷，也足見維權者面對正規渠道的無奈。  

　　有人把媒體的這種當下功能稱為“媒治”，意即媒體對社會的治理或管理，被上升到了與“法治”、“人治”相對的高度。出現“媒治”其實并不奇怪，西哲云，“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當現有體制功能不彰，人們不平則鳴而求告無門的時候，找媒體有時候能夠解決問題，“媒治”就隱然成形。  

　　真正令人稱奇的，是體制對“媒治”的接納，甚至對“媒治”形成某種依賴。有些領導很重視輿論監督，有的地方明確規定，被媒體曝光的問題必須有處理、有回復。這些都不過是說明，政府并不希望自己治下百弊叢生、不公不義，但雖然心向往之，而力有不逮。媒體曝光，無非是是非訴諸公論，則政府對媒體的依賴，算得上尊重民意公論、擇善而從。  

　　國家治理，無論古今中外，都有賴于公論民意。中國古代有“鄉?！?，老百姓聚在那里議論國事；又有官員搖著木鐸“采風”于四境，了解民心向背。翻開中國典籍，“民心向背”是頭號關鍵點，它體現了我們對民意在政治生活中的價值的認識?，F代所謂民主政治，說穿了就是把“風”直接納入治理的體制之中，由公論定是非，讓民意決定公共管理議程。  

　　現在所謂“媒治”，實際是古代“采風”功能的現代延續，它“卷入”治理，但不可能真的實施治理。既然法治、民治不彰，媒體匯集民意，形成公論，供有關部門擇善而從。在這個過程中，媒體構建了一個公共空間或曰“鄉?！?，供人們議論時事，影響公權力的運行?！懊街巍逼鋵嵤峭ㄟ^媒體與權力的聯合，構成法治、民治的一個替代品。  

　　但“媒治”不僅暴露了治理模式的缺陷，也暴露了它自身的先天不足：以中國之大，是非之多，媒體容量又極為有限，絕大多數事情都管不過來；很多“媒治”個案都是全國輿論共誅之，始見“治理”之效，意味著巨大的社會成本；輿論在傳播過程中也存在能量損耗的問題；地方權力乃至整個社會都存在“審丑”疲勞，丑聞多了，大家就不以為丑了?！懊街巍弊罱K取決于公權力，而公權力本身權威性不足的問題始終存在，則“媒治”往往見好就收、半途而廢。  

　　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這一特征也體現在國家治理中，這就決定了權力內部監督、內部制衡之難難于上青天。解決問題的出路，顯然在于打通權力內外，將民意公論輸入政治這個系統，改變整體權力生態。中國高度重視“民心向背”，幾千年一以貫之，但如何將“民心”納入國家的治理機制中，使之體制化，一直不甚成功?！懊街巍笔且环N體制自我完善的嘗試，也具有鮮明的“臨時性”特征。  

　　但“媒治”代表了一個“公民會審”的時代，這個時代已經來臨，它肯定會孕育出與之相應的制度安排。(楊于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