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覺民說，“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比伺c鬼之間是封家書的距離，遙遠而又恍惚。曾國藩說，“出家輒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得再見，痛極痛極！不孝之罪，豈有稍減之處？”母與子之間也是封家書的距離，但一轉眼，已是天人永隔。

　　名家的書信，再羅嗦也自然，再平淡亦有趣。于是，家書之于我，神圣到不敢僭越，遲遲未敢下筆，猶豫之間，到了能寫家書的年紀，卻錯過了家書流行的年代。

　　匆匆那年，只顧兒女情長，書信里全是與朋友的閑話。大概是十多年的樣子，那時的魯西南農村對于“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日子還是比較向往的，電燈早就普及了，電話卻還是新鮮玩意兒。幸虧沒有電話，才讓我與書信有了一些最親密的一段相處時間。山東人講義氣，少年人又情竇初開，再加上我人緣還不錯，于是有一大堆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

    人是個奇特的動物，年紀一長，聚散就成了常態。

　　小學升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再到大學，每高升一步，就少了些老朋友，于是在那個沒有手機或者買不起手機的年代，書信便成了最好的傳“情”工具。當然，兄弟情和兒女情表達的方式不一樣，但我總是混同，就是簡單的抒情而已。著墨夠濃，感情才夠深，再加上一手還算漂亮的小楷，于是，書信成山，成一道風景了。然而，如山般的信堆里沒有一封是寫給親人的，可能是自覺血濃于水，寫多了都是累贅。

　　當年住校讀書，離家也就是三十公里的路程，一個月總要回家一次的，寫信確實沒有必要。但當走出小農莊，走出小縣城，眼界開闊了，有理由寫家書了，但卻沒有傾訴的意境。電話是“罪魁禍首”，其實這么說是昧著良心說話，得了便宜還賣乖，大概就是我這個樣子吧。家里裝了電話，校園里固定電話費都不是很高，于是隔三差五地往家打電話，“寫家書”就又被擱置在計劃階段了。

　　工作后，有同事遷了新居，受邀去吃搬家酒宴。異鄉異地的宴席并不“好吃”，不是菜品，而是席間的幽默與自己無關。同事多是善意的，怕我受了冷落，熱情的和我聊天。其實也怪我，他們的插科打諢，我只是一知半解，或者完全云山霧繞，于是我只點頭，或者“嗯、啊”的微笑，缺少了同在一個次元的語境，這樣的宴席難免不是煎熬。于是干脆些，少說話多吃菜，再加上一瓶紅酒助興，后到住處，情感如潮水般奔放。想如林覺民一樣寫信予妻，不必去在死生之間，但我無妻；想如曾文正一樣寫給父母，但家人多是白丁，或者在這樣一個通訊如此發達的時代，你還寫信表達情愫，恐怕妻不解，父母也不解。

　　電子化時代，或者是小康生活時代，情感發泄的路徑很多。不是我們不能做，而是看起來有些迂腐，一封家書的距離太遙遠，我們已經等不及親情醞釀出醇香，就把這意境打破了。想到林覺民和曾國藩先生關于生與死的隔空對話，不免有些怨念，一手俊秀的小楷略顯走形，一堆“狐朋狗友”的信扎略顯發黃，一股溫潤的家書情結無處安放......一件事情沒來得及做，然后就再也沒有機會做了，當真是有些可惜。

　　就這樣，我們“戰勝”了鄉愁和親情，“松綁”了家書的困惑，走進了一座能夠自圓其說的墳墓，痛并快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