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 要敢于接納不同的價值觀

　　我更多關注的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身份”意義上的“文化安全”。所謂“閉關鎖國”，有兩層意思，一個是指文化意義上的不自信心態，一個指文化產業意義上的壁壘保護。

　　新京報：公開談論“文化安全”問題，似乎并不多見？

　　魏鵬舉：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學術界不是很愿意談論這個問題，因為一旦涉及意識形態，大家都比較謹慎。受以前觀念的影響，即使有研究，不少人還是停留在“防止滲透”的層面，更關注如何屏蔽外來強勢文化的沖擊等。

　　新京報：那您為什么要提“文化安全”？

　　魏鵬舉：作為一位文化學者，我認為對于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來說，保持文化獨立、自信與延續性，非常重要?，F在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如果只是簡單地進行屏蔽外來文化，或者消極對待，是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的。

　　新京報：那您所理解的“文化安全”具體指什么？

　　魏鵬舉：我更多關注的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身份”意義上的“文化安全”。簡單地說，就是內聚人心，外樹形象。

　　“文化安全”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文化精神層面的，主要是指對傳統文化的傳承、保護和創新，比如對文化禮俗的繼承，對歷史文物的保護和對文化遺存的創新，形成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信，以此凝聚人心；一個是文化產業意義上的，不管是國內的文化市場，還是涉外的文化交易，都能形成一種充滿活力的常態化交流。

　　新京報：你最近發表的觀點是“文化安全不能靠閉關鎖國”，基于什么考慮？

　　魏鵬舉：所謂“閉關鎖國”，有兩層意思，一個是指文化意義上的不自信心態，一個指文化產業意義上的壁壘保護。中國當代文化產業發展相對稚嫩，沒有完全積累起來，適當的保護是必要的，但是這不是目的，只是一種暫時的、過渡性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封閉作為目的，是不可能解決文化產業發展問題的。

　　新京報：那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化安全觀”？

　　魏鵬舉：我們需要建立一個自覺的、自信的文化形態，敢于融入世界，并且接納不同的文化形態和不同的價值觀。

　　文化創新 政府要減少直接干預市場

　　文化意義的創新，更多的是需要保守，保護和守成，現在一些城市的做法是拆掉真文物，重建假古董，這不是“文化創新”，而是文化損害。

　　新京報：如果說這種“文化安全”是目的，那么當下的文化創新就是手段了，現在各級政府是文化創新的重要推手。你曾說當前一些把文化創意產業作為未來城市支柱產業的城市，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的期望，要有所調整，為什么？

　　魏鵬舉：文化產業的價值需要理性看待。一方面，文化產業確實能帶來效益，比如直接收益，像對文化商品的消費，但是這一部分表現的并不是很突出，并且，由于文化產品具有很強的輻射性、滲透性和帶動性，能產生許多衍生產品，比如前幾年韓國的《大長今》引發的韓流，把韓式審美推廣到美食、服飾、美容等多個領域，就是說“文化的認同度”拉大了韓國的對華出口。

　　另一方面，不能因此對文化產業寄予過高的期望，幻想文化能對GDP產生多大貢獻，比如不少城市現在每年都會花幾個億，乃至數十億的資金投入到文化領域，目的不是為了發展文化本身，而是期待高產出、高收益。對此，我認為這種期望不太現實，需要合理看待文化產業的價值，要理性看待文化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何況這種“大手筆”投入能夠持續多久，也值得思考。

　　新京報：那您認為政府該如何“調整”？

　　魏鵬舉：文化不能搞“大躍進”，急功近利，狂飆突進，其實連到底什么是“文化創新”都沒有搞清楚，沒有深入去研究。文化意義的創新，更多的是需要保守，保護和守成，現在一些城市的做法是拆掉真文物，重建假古董，這不是“文化創新”，而是文化損害。政府可以積極作為，但需要做的是培育市場，注意權力邊界，而不是大包大攬，直接干預市場。

　　新京報：如何“培育市場”？

　　魏鵬舉：真正做強、做大我們自己的文化產品，讓更多有活力、有競爭力的資本進入到文化產業領域，這才是中國“文化安全”的根本。由于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市場權力不對稱，政府推動的扶持政策更多地落在國有資本身上，這主要體現在事業單位和享有事業單位待遇的機構，而由于國有資本天生的惰性，很容易在文化領域產生壟斷，從而遏制文化市場的活力。

　　新京報：怎么做才能促進文化市場的健康發展？

　　魏鵬舉：其實就是在扶持政策上，不分國有資本，民營資本，一視同仁。為什么同樣都是書店，新華書店哪怕經營慘淡，照樣旱澇保收，民營書店哪怕辦得很有特色，照樣接二連三關門？另外，不如采取文化消費券的形式，由消費主導市場，而不是生產主導市場，現在一些事業單位改革，政府不但“扶上馬”，還要“送一程”，結果就是文化創新變成了“為改革買單”，反而不利于市場的培育和健康發展。

　　文化身份 現代化不能丟掉“文化身份”

　　雖然現代化程度很高，但是它們都始終保留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很多傳統和文物都得到有效地保護和傳承。

　　新京報：您剛才也提到當代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相對稚嫩，那么國外有沒有一些成熟的經驗教訓可資借鑒？

　　魏鵬舉：我認為首先需要做的是，是對我們傳統文化資源、文化傳統、文化價值的進行梳理，建立一種文化自覺。比如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雖然現代化程度很高，但是它們都始終保留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很多傳統和文物都得到有效地保護和傳承，我認為這是最應該學習的。

　　一個國家和民族需要與時俱進，但是在發展的時候一定主要保持與傳統的一致性、穩定性，唯有如此，這個國家和民族才是自信的，健康的，有影響力的，其文化也是安全的。

　　新京報：不僅“文化身份”，它們的文化產業也是有目共睹的，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魏鵬舉：以日本，像它的動漫、漫畫、電影，還有音樂，不僅國內市場很發達，在國際上的輸出也很強大，這很大程度得益于日本的文化戰略和積極的文化產業政策。比如在“文化立國”戰略上，它在經歷了“軍事立國”（以失敗告終）、“經濟立國”（比較成功）之后，開始制定了“文化立國”戰略。在文化產業政策上，就像扶持高新技術產業一樣，鼓勵研發投入，逐步發揮市場機制的主導作用。比如日本的電視臺，除了保留像NHK這樣的一部分必要的公共電視臺之外，其他的傳媒基本都是市場化的，這樣，既保留有公共的、不受商業干擾的傳媒，又使整個產業的文化活力和競爭力都比較強大。

　　新京報：韓國的文化似乎更為突出一些？

　　魏鵬舉：在文化方面，韓國政府的作為表現得更為積極一些，它的發展比日本要晚一些，發生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著力發展文化，專門成立了韓國文化院，每年政府都會拿出一部分資金用來補貼和扶持文化相關行業。

　　總的來說，政府的作為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來辦事，主要起到培育市場和彌補市場失靈的一個作用，盡力地保持不越位。比如說韓國也對電影領域有補貼，但不是補貼給具體的電影或電影企業，而是通過鼓勵風險投資的形式來扶持電影市場，企業可以申請政府的低息貸款。由于風險投資的介入，要求嚴格，電影制作的效果會更專業，更認真。這樣一來，既推動了行業的發展，又避免了政府直接干預微觀市場，也減少了因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

　　新京報：政府需要扶持，但是如何扶持確實是一門科學，對吧？

　　魏鵬舉：我一直推崇政府的無為無不為的管理模式，比如像美國這樣，實際上它并沒有專門的文化部門，但是誰會說美國的文化或意識形態不夠強大呢？某種意義上，政府是無為的，實際效果卻是整個行業和市場的活力迸發，就是無不為，繁榮、豐富、多樣。美國對文化的管理上，并沒有什么公共文化和文化產業之分，他們主要看你所提供產品的屬性，然后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來管理，比如說根據稅收標準來確定納稅、減稅或免稅，非盈利產品的部分可以免稅，盈利產品的部分需要正常納稅。再比如說，一個文化企業在弱小時，可以申請非盈利機構來運作，享受一定的稅收政策，但是盈利部分不能作為股東分紅，只能用于企業的再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也可以申請變更企業性質，那就要按盈利企業來對待，不是一種身份定終身的。（時事訪談員 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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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

　　堅持改革開放，著力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以改革促發展、促繁榮，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提高文化開放水平，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積極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切實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文化產業振興、文化市場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規，提高文化建設法制化水平。堅持主管主辦制度，落實誰主管誰負責和屬地管理原則，嚴格執行文化資本、文化企業、文化產品市場準入和退出政策，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濟、科技等手段提高管理效能。深入開展“掃黃打非”，完善文化市場管理，堅決掃除毒害人們心靈的腐朽文化垃圾，切實營造確保國家文化安全的市場秩序。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本文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