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郭英德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跨世紀優秀人才，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戲曲、中國文學學術史等領域的研究。

　　政治是一朝一代的事情，是可以變化的。而不變的東西，是一種倫理道德觀念

　　顧炎武是清代初年的一位大儒，他跟黃宗羲、王夫之三位并稱為明清之際、尤其是清代初期的三大儒。作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顧炎武有一個超前的想法，在《日知錄》第十三卷《正始》里，顧炎武有一段話，是大家耳熟能詳，也一直津津樂道的：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p>

　　這段話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他區別了“亡國”和“亡天下”兩者的不同，“亡國”指的是一朝一代的滅亡，就是改朝換代；而“亡天下”指的是政治的腐敗、道德的淪喪。他進一步論述，認為像“亡國”這樣的事情，主要的責任要由“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而“亡天下”的責任由“匹夫之賤”承擔，平民百姓都負有不可推卸的道德的責任。

　　顧炎武對“國”和“天下”的這種對舉，是以往所沒有的。再進一步，他指出，政治和道德之間也有著相互對舉的關系。國家是以君臣為本的，而天下是以仁義為本的。也就是說“保國”是君臣的事情，而“保天下”就涉及到了仁義的問題，所以他要特別提出：“天下之久而不變者，莫若君臣父子?！保ā锻ち治募肪矶度R州任氏族譜序》）這里的“君臣父子”，不是指哪個人，而是指一種關系，而這種關系抽象為一種倫理道德觀念。所以他進一步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保ā度罩洝肪砹峨齐破淙省罚┙浘曁煜碌暮诵挠^念是什么呢？是倫理道德。他非常明確地講到了政治和道德之間的關系。

　　這種關系到底是什么樣的呢？他指出：“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倫?！保ā锻ち治募肪砦濉度A陰王氏宗祠記》）“夫子”指的是孔子。作為“天下”的核心的那個“人倫”，是維系著風俗、政事和國家的最根本的觀念，超越于政治權力、政治組織之上。他在《日知錄》卷十三《廉恥》里面，再三地講到，如果不講廉恥的話，那么“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所以就政治和道德之間的關系來說，你可以看出政治是一朝一代的事情，它是可以變化的。而那個不變的東西，生生不已的東西是什么呢？是一種核心的、人倫的價值觀念。進行這兩者的區分，對顧炎武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關系到明清易代之際的社會變革和文化變革。

　　明清之際，文人士大夫處于非常艱難的選擇當中。他們面對的首先是政權的變化，明王朝變成了清王朝。但在政治變革的背后還有一個巨大的變革，就是文化的變革。用顧炎武當時的語匯，前者叫做“易姓改號”，后者叫做“仁義充塞”。由朱姓的明王朝改換成了愛新覺羅氏統治的王朝，這叫“易姓”；從明朝改成了清朝，改號了。但“易姓改號”伴隨著的是什么呢？對顧炎武他們來說，是一種“仁義充塞”的現實局面，就是“仁義”被堵住了，被壓抑了，面臨著消亡的危險了。

　　他說：“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保ā度罩洝肪砥摺蹲訌垎柺馈罚┻@一系列的東西是可以變化的。那么不可變的東西是什么呢？他說：“其不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得與民變革者也?！彼玫氖莻鹘y的語匯，什么“親親”、“尊尊”等等，意思是一種人際關系準則，就是咱們講的倫理道德觀念，他認為這是不得變革的，它扎根于平民百姓的心中。這是顧炎武的一種希望，就是人心應該是延續不變的。到了二十世紀以后，把顧炎武的這種思想又重新加以凝練、加以升華，咱們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

　　怎樣堅持遺民立場？顧炎武提出了非常極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讀書

　　顧炎武對歷史的思考總是指向現實感受的。如果從崇禎皇帝在景山自盡那個時候算起，公元1644年，顧炎武虛歲32歲，他在明王朝政治統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已經是步入中年了。進入清王朝，他面臨的一個選擇，就是咱們現在經常講到的所謂“遺民”。

　　顧炎武有一首詩里寫道：“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愿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亭林詩集》卷一《精衛》）

　　在改朝換代的時候，有很多的文人士大夫，用當時的話說“變節”了，原來在明朝當過官的，投降了清政府，像“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一樣，又筑起了自己的小窩，改變了自己的政治角色。而顧炎武選擇了不變，“身沉心不改”，心是不變的。在政治的意義上，他的心是忠于明王朝的。但是他的身已經“沉”了，不可能再有明王朝了?？陀^的社會現實，你無法改變，但主觀的文化價值、人生價值你是可以選擇的。所以當你明白了這身和心的分裂，你就知道顧炎武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所謂“遺民”自居，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選擇，更是一種深刻的文化選擇。

　　當然顧炎武和其他的人相比，有一點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同時堅守政治遺民和文化遺民的立場，當時很多人卻面臨著兩難的選擇。顧炎武可以不出仕，不做官，他的一個很好的理由，就是他母親的遺言。他母親臨死的時候告訴他說，你堅決不可以出仕，不可以事二朝，要不然我死不瞑目。所以在顧炎武多次受到清朝的征召的時候，可以有個很好的借口：再怎么地，你這個朝廷不能讓我不孝。

　　在當時非常艱難的處境里頭，顧炎武多次強調這種雙重遺民的意識，同時也希望當時的政權能夠接受這種遺民意識。他說：“鄭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為袁本初強之到元城，卒于軍中。而曹孟德遂有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之語，以為本初罪狀?！彼詵|漢有名的經學家鄭玄為例，說當時袁紹（袁本初）接納名士來撐自己的門面，強迫鄭玄到他的營中去，鄭玄最后死在那兒。所以曹操在討伐袁紹的時候，有一條罪狀就是袁紹把鄭玄給逼死了。顧炎武說：“后之為處士者，幸無若康成；其待處士者，幸無若本初?！保ā锻ち治募肪硭摹杜c人書二十一》）就是你別逼人太甚，人家愿意當遺民你就讓他當遺民?！皣覠o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亭林文集》卷三《答李紫瀾書》），要讓一批遺民存在于政權之外，這是國家的清明政治的一種象征。他希望能夠多多少少以自身的現實處境，去影響政府，來改變一下遺民艱難的處境。

　　顧炎武一方面勸統治者為遺民提供比較好的生存處境，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勸這些遺民，甚至遺民的后代們，堅守自己遺民的立場。怎么樣做呢？顧炎武提出一個非常極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讀書。因為中國古代有讀書做官的傳統，一讀書就不能不做官，一做官就不能不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所以寧愿做“商賈百工技藝食力之流”。（《亭林余集·常熟陳君其墓志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