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合作,推出大型檔案文獻《清宮辛亥革命檔案匯編》。這是清宮所藏辛亥革命檔案首次全面系統公布。

　　時間跨越整個辛亥革命 數量三倍于此前公布的檔案

　　明清兩朝中央政府和皇室檔案的保管基地現在成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合作,歷經一年多的艱辛努力,對館藏辛亥革命檔案做了一次較為全面系統的整理。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長胡旺林介紹說,這些檔案,選自館藏檔案各主要卷宗的29個文種,總量達5700余件,大約是此前已公布的清宮辛亥革命檔案總量的3倍。其時間跨度,始自興中會成立前的1892年,止于張勛復辟的1917年,涵蓋了辛亥革命的整個過程。從數量上、內容上、完整性等方面來講,這是超過以往的較為系統的一次整理,是清宮辛亥革命檔案首次全面系統的公布,也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又一重要的基礎性文獻匯集。

　　清廷視角 原始記錄 兩岸互補

　　這批檔案的面世意義重大。胡旺林館長向記者談道,清宮辛亥革命檔案的三個突出特點特別值得關注:

　　首先,這些檔案是站在對面看辛亥。晚清朝廷形成并保存下來的這批檔案,是從清朝中央政府的視角,站在辛亥革命的對立面來看待辛亥革命的,是清政府為撲滅和鎮壓辛亥革命而留下的印跡。一方面,這些檔案為我們全面審視和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特殊的文獻支撐,有助于大眾更全面地了解和認識辛亥革命;另一方面也要以審慎的態度來直面這些檔案,對辛亥前后一系列人物事件的是非曲直和國情態勢乃至某些重要史實的記載,晚清朝廷的筆下往往是走樣的,需要用分析的眼光來分析這些檔案。

　　其次,這些檔案是在第一時間形成的原始記錄。拋開其政治觀點不說,有關事件的時間、地點、過程等,都是十分具體的,特別是揭示了清政府如何應對辛亥革命的內幕。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首次公布,有的可填補一些文獻的空白,有的可糾正某些傳聞的訛誤,有的則增加了一些史實的憑證。

　　第三,北京與臺北分別保存的檔案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由于歷史原因,明清檔案主要分存北京與臺北兩地,其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1000多萬件,臺北故宮博物院保存40多萬件,兩地分別保存的檔案,同根同源,都是明清兩朝中央政府和皇室形成的檔案。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篩選整理5700余件,出版《清宮辛亥革命檔案匯編》80冊;臺北故宮博物院搜集整理1000余件,出版《清宮國民革命史料匯編》4冊。在辛亥百年的特殊時刻,此舉更別具特殊意義。

　　孫中山、徐錫麟、黃興等珍貴史料再現

　　胡旺林館長介紹說,在整理編纂清宮辛亥革命檔案的過程中,發現了不少重要的歷史記錄,譬如:

　　孫中山的重要革命活動。孫中山擬于1905年8月27日在東京舉行題為“列強能否瓜分中國之問題”演說會的公告;楷書謄寫的孫中山對留日學生暢談革命的演講辭;清廷查得孫中山組建中國同盟會的情況;探明孫中山赴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的行蹤;孫中山為革命籌集資金、購置軍火武器的記述;孫中山聯合興中會、同盟會革命黨人,發動廣東惠州、江西萍鄉、湖南醴陵、湖南瀏陽等地方起義的重要史實。這些檔案充分印證了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的坎坷歷程和艱辛奮爭。

　　徐錫麟親筆寫的革命宗旨。清宮檔案《徐錫麟案專檔》中,有徐錫麟親筆寫下的誓死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宗旨,更有檔案詳細記載1907年7月6日安慶巡警學校舉行畢業典禮,安徽巡撫恩銘到校檢閱,徐錫麟等乘機持槍猛射,與官兵交戰數小時,徐錫麟等先后被捕而被處以極刑。

　　黃興革命活動的情況。檔案中,有黃興等人在越南聚眾,清政府請法國使臣轉飭越南嚴加捕剿之事;黃興在上海組建革命軍政府的情況;清政府為偵緝黃興而頒發的秘密旨令;特別是黃興率革命黨人于1911年4月27日在廣州城突然起義,兩廣總督張鳴岐奏報朝廷的電報記錄十分詳細。

　　武昌起義被清軍密探事先發現的奏報。清宮檔案中十分具體地記載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發生的詳細過程,以及起義軍與清軍輾轉交戰的情況。其中有革命黨起義前不幸被清軍密探發現,臨時司令部被搗毀,革命黨人被捕的情況;起義軍與清軍激烈交火的慘烈戰況;總督瑞徵、提督張彪臨陣倉皇出逃情景;清政府調派集結各省船艦、軍隊、武器,分赴鄂省圍剿起義的情況;中外報刊登載武漢戰勢的剪報等。

　　封建帝制被推翻的記錄。大量檔案顯示,武昌起義后,圍繞國體的確立和皇室的去留,革命黨、立憲派、袁世凱、晚清皇室之間展開了錯綜復雜的博弈,最終達成妥協。檔案中有工商婦女各界人士和美國在華教士等要求溥儀皇帝退位的電文;1912年2月9日南京臨時政府提出的《關于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優待條件》;《軍機處上諭檔》內保存的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布的“退位詔書”,則成為在中國實行了兩千年封建帝制的休止符。（李海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