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90年代初發端并持續至今的“廣東打工文學作家群”，以其陣容齊整，持續時間長，身份明確，影響深遠，成為在全國引起強烈關注，并逐步進入當代文學史主流的一個重要的創作群體

　　大眾文化催生“打工文學”

　　“打工文學”，幾乎是與“打工”這個詞同步產生的，其背景往遠里說可以涉及到全球范圍內的產業大轉移，往中看則與中國改革開放與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進程有關，而最為切近的，就是農民進城務工的社會現象，即所謂“民工潮”。顯然，“民工潮”并非僅僅出現在廣東，可“打工文學”卻差不多成了廣東文壇的“專利”。

　　上世紀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各地的一些地市級文藝期刊，如《佛山文藝》、《江門文藝》、《大鵬灣》等，開始發表打工者的作品，起初是讀者來信，然后是短詩、短文，接著是短篇、中篇小說。慢慢地，這些雜志的篇幅幾乎完全為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打工者所占據，其發行量也因此成倍增長。這時候的“打工文學”已經形成了如此強大的勢力，能使文學雜志的發行量紛紛上漲，達到讓國內眾多純文學期刊無法望其項背的程度。

　　而從內容上看，“打工文學”作品相比于流行音樂及電視劇的溫情，具有更激烈的憤懣、更尖銳的疼痛，更深刻地反映與記錄了劇烈變動的時代脈搏。然而，廣東文學界的傳統力量似乎要比音樂與影視遠為強大，作為異類的“打工文學”，當時還不能躋身于以“純文學”為標準的主流文學界，正如大量發表“打工文學”作品的雜志，不被承認為純文學雜志一樣。今天，“打工文學”已經登堂入室，成為廣東文學界的生力軍了。

　　身份焦慮與自我認同

　　作家群的概括，不管是以地域還是以題材、風格等為標準，都常要遇到界定的困難，而“廣東打工文學作家群”卻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就是“打工者寫打工者”，其身份十分明確。

　　作為飄泊在城市邊緣的打工者，幾乎每一位打工作家都曾經遭遇過刻骨銘心的身份焦慮。當年輕人從家鄉的土地與血緣關系中抽離出來，被拋進這陌生的城市，他們就失去了身份，也失去了精神家園。我們完全可以將打工小說的主人公看成作者本人。小說中的焦慮，就是作者的焦慮，而正是這種焦慮促使他們拿起筆來寫作。打工者寫打工者，大多數情況下也是給打工者讀，在打工者那里得到共鳴，從而緩解彼此的焦慮，這使他們的創作本身幾乎變成了一種行為藝術：作品與作品的形成、傳播、反饋同步化、一體化，作品實現的過程具有了與作品同等的意義。正因為作者、人物、讀者處于一個以打工身份為標志的相對自足的共同體之內，作家失去了打工身份也就失去了自我。

　  從“打工”到“文學”：在掙扎中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