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需要說理的時代
發表時間:2013-03-07   來源:解放日報

  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特別需要講道理、講清道理的時代。在今天,任何重大舉措,沒有共識,寸步難行。于是,講道理、講清道理,無比重要?!案奈娘L”的第一要求就是撰文者要有講道理、講清道理的自覺。此時此刻,重溫馬克思關于“批判的武器”的論述,總結以往的經驗和教訓,意義重大是無疑的。

  當今文化界的一個熱門話題是“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而我最關注的是社科論文的“改文風”。文如其人,每一篇論文都是此時此刻一個人(作者)的生命狀態的展示,人的觀念改變了,文風就能夠改變;而人不真變,文風也是改不了的。

  我特別要提到的是一種霸氣十足的文風。那么,這種文風的基本特點是什么呢?

  這些特點首先表現在它們的一些慣常用語和句式當中。比如“必須……”,必須怎樣怎樣。我并不反對這些“必須”的原則和結論,但是如果它們不是文件指令,不是社論宣示,而是欲以理論探討的方式,向讀者說明道理、意在令讀者信服的文章,那么在這些“必須”前面,就必須多予事實,多予闡釋,說清一個“為什么”的道理,然后才能令讀者心悅誠服。就如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等等,這當然都是正確的甚至是“剛性”的;但是當我們現在仍然需要以論證闡釋的方式,來對此進行論述,那么就說明一些人對此還有疑惑和不解;而恰恰是在這種“理論是必須的”情況下,我們更需要以回答為什么的問題,來解疑釋惑,以理服人——如果我們堅持了這樣的原則,我們就會取得怎樣的成果,而我們不能堅持或如“文革”時期未曾堅持,我們就會遭遇怎樣的損失和挫折,如此等等,說理充分了,才能讓讀者心悅誠服;而如果僅僅只是靠口號宣示,一派以勢壓人的訓令,其效果怕是會適得其反。

  又比如某些文章的一種論述方式,即以“惟有……才能……”的句式來肯定自己的論點。然而,“惟有……才能……”的邏輯關系中,往往缺少不了一個中介,那還是一個 “為什么”。沒有“為什么”的充分論據和論述,就顯得像是霸氣十足的宣判,而不是平等探討、說清道理的現代論述方式。

  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老師就告訴我,論說文有四個要素:論題、論點、論述、論據。實際上,這也是文章的天下通理。一些霸氣文風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論題宏大,涉及不容忽視的問題;論點絕決,有一種不容懷疑的威懾;可惜疏于論述,缺乏細致的分析,更無令人信服的論據,不提供甚至是有意掩蓋與論題相關的事實與真相。其風格類似于天條法令,自己無須存在、也不容別人存有一個“為什么”的問題,擺出的是一副虛張和驕矜的架勢??墒羌慈绶ㄔ旱呐性~也還有附件,提供充足的證據和法律條款,以支撐判詞。

  一篇社會科學的論文,不僅要讓讀者“知其然”,更要讓讀者獲得“所以然”的論述與論證。即如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特別需要從理論到實踐,弄清道理,說清道理,從而形成全民的共識。我們要強調社會主義民主的優越性,批判資本主義的“金錢政治”,就需要從歷史和現實中引出經驗教訓,進行有理有據的比較分析,譬如在性質和程度上,我們的社會制度與資本主義的金錢政治有什么根本的區別;在產生的根源上有什么根本區別,與制度的聯系上有什么根本區別;社會主義民主如何能夠發揮制度優越性有效地遏制和杜絕權錢交易、權錢合流的產生與泛濫;而資本主義恰恰無法予以遏制和杜絕。如果類似的文章失去論據,也無從論述,論點盡管口氣堅決,也只能是無根無絆、失去效用的空頭講章。

  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特別需要講道理、講清道理的時代。沒有以理服人的態度和論述,人們憑什么來接受你的結論;甚至我不反對你的結論,但是我要求、迫切地要求,請說清這些結論的來龍去脈。其實哪怕論點相左,只要你的論題重要,論據扎實,論述充分,我們都會認真閱讀,以至心悅誠服地接受,并用來修改自己既定的想法。

  改革開放是我們社會的主潮;改革開放獲得了初步的成就,進入了一個需要勇氣和智慧的“深水區”。此時此刻最需要的什么?有人說,需要加強領導。這沒錯!但加強領導的關鍵目標是什么?是創造一個大多數人的共識——為什么必須深化改革?深化改革要改什么?深化改革的路線圖是什么?深化改革的愿景是什么?與此相關有多少問題需要取得共識,可以說,在今天,任何重大舉措,沒有共識,寸步難行。于是,講道理、講清道理,無比重要。于是,為什么要講道理、講清道理的道理,也必須講清。千萬不能迷信于自己身居顯要,就口氣威懾。 21世紀要靠威懾的方式來讓人誠服,我不敢說沒有效果,但難乎其難了。

  其實,馬克思首先講清了這個關于講道理的道理。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推出了兩個相對的手段:“武器的批判”與“批判的武器”。前者是指物質化的對立面,只能用物質化的手段來予以解決,如用戰爭、暴力、槍炮和相關的強制,對付戰爭、暴力、槍炮以及各種強制。后者是指精神化的對立面,只能用精神化的手段來予以解決,即用說理去對付錯誤的言論、觀念、思想。圍繞這兩種手段,馬克思說清了幾個道理:

  一是物質與精神這兩種手段不能互相替代。馬克思明確地指出,“當然不能替代”。

  二是物質與精神這兩種手段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即“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

  三是轉化的條件是發揮理論的“說服”功能;即“理論只要說服人,也能掌握群眾”。

  四是理論的“說服”功能依賴于理論的“徹底性”,即“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

  五是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通俗的解讀:擺事實講道理,抵達事物的本質。

  關于講道理的道理,即講道理的重要和必要,馬克思說得非常透徹??上У氖?,很多聲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對馬克思采取了“各取所需”的態度;在行動中,實踐中, “武器的批判”經常替代了“批判的武器”。譬如,用強制以至于暴力的手段應對異己的觀念、理論、言說;表現在文風中就是霸氣十足,蠻不講理;不論述,無論據,依靠聲高嗓門大,營造威懾,恰如民間說法:嘴大就是理大。

  仔細想想,六十年來,我們有過的挫折和不幸都曾在相應的文風中體現出來。在這最需要講道理的時代,“改文風”的第一要求就是撰文者要有講道理、講清道理的自覺。此時此刻,重溫馬克思關于“批判的武器”的論述,總結以往的經驗和教訓,意義重大是無疑的。(沈敏特)

責任編輯:張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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