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新的傳播機制和輿論環境中，若官方話語不顧及社會輿論的傳播過程，在多音齊鳴、眾聲喧嘩的話語場中，只能陷入“自話自說”甚至“被”民間話語言說的尷尬境地

　　曾幾何時，雷鋒精神占據整個中國人道德世界的制高點，支撐著國人之心趨善向上。然而今年3月5號的“學雷鋒日”，一個現象引起整個社會強烈關注：官方精心制作的電影《青春雷鋒》首日放映零票房!成為共和國電影史的“奇跡”。一條“雷鋒主題電影上映無人買票”的民間微博，頃刻間竟被狂轉發六萬多次。民間對雷鋒精神的質疑性評論大浪般吞噬了各大官媒的正面評論?！袄卒h精神事件”只是一個縮影，它折射出我國目前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反差、背離乃至“對著干”的社會現實，值得我們冷靜分析、真實面對、有效解決。

　　“主導性言論”在官話和民話之間的流動，會提高政治傳播的“正能量”

　　近十多年來，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重要的變革，在市場經濟、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逐漸完善的基礎上，國家在政治領域的專業性日趨成熟，較之過去，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逐漸減弱。與此同時，“社會”也逐漸脫離全能政治的影響，分化為相對獨立的領域?，F在的情況是，社會利益主體逐漸多元化、復雜化，各利益主體的表達需求不斷增長。包括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的廣泛應用，又為各利益主體不斷增長的表達需求提供了新的公共空間和個人空間。

　　在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國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社會思潮日漸多元化?！吧鐣沧R”不再顯現某種同一特征，而是交織著個人主義、實用主義、自由主義、海外新左派、新儒家、民族主義等多種社會思潮和觀念。這些思潮在官方話語中體現得較為隱晦，但在民間，尤其是網絡空間中卻體現得淋漓盡致，并逐漸與主流意識形態發生激烈碰撞?？梢哉f，當前中國的公共輿論生態已經發生新變化，公共話語空間中的話語權已再度分配，以“官方”和“民間”界分的雙重(若以別的標準劃分，已經是多重話語體系)成為現實。

　　所謂“話語”，本身就有“辨識路徑”的意思。在現代話語理論中，“辨識”與秩序相關，“路徑”與權力相連?，F在的官方話語體系是國家權力結構的公共政策傳達、權威信息發布，它具備鮮明的政治目的性和嚴謹的規范性。而民間話語體系是長期積聚的各種民間思潮的輿論表達，在當前中國，主要以社交媒體、自媒體以及各種人際傳播渠道為載體。既然話語即權力，那么民間話語就已經不再是“純思想”、“純語言”的活動，而是與官方話語博弈的某種政治或社會權力的爭奪。

　　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所導致的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在權力上的再分配，并不意味著“官”與“民”的對立，相反，輿論在兩種話語體系中交錯、互動、博弈，“主導性言論”在官方話語和民間話語之間的流動，會有益于我們的國家與社會，會有益于我們的政治文明進步，會提高黨和國家政治傳播的“正能量”。

　　從縱向傳播到橫向傳播，“官”與“民”話語溝通方式的全新變革

　　在任何時代，都會存在官方與民間的話語溝通問題。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這種溝通的基本方式是官方“自上而下”的單向度(縱向)信息傳播。官方借現代化大眾傳播媒介技術的支持向民間“灌輸”信息，其基本特征是：信息來源單一、信息內容濾化、信息系統封閉、信息輸出重復、信息認同低弱。由于民間缺乏諸如“意見領袖”的中介性權威“過濾和認證”，官方宣傳效果非常好，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反差不大。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隨著網絡等互動新媒體的出現，傳統意義上的受眾憑借新媒體獲得話語權，形成多極化的傳播格局。尤其是微博的出現，使網絡傳播的多面、多頭、多元特征發揮到極致。傳播媒介的多中心結構以及其競爭性的關系，促進了相對自由的公共輿論的產生。信息來源的“多頭化”與傳播技術的“現代化”，打破了大眾媒體新聞生產過程中“把關人”的控制作用，切斷了以往政治傳播由上自下的縱向傳播模式，話語不再是簡單線性的信息傳遞活動，而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橫向的話語沖突和調和的過程。這正像政治傳播研究的鼻祖卡爾·多伊奇曾經提出的公共輿論的“瀑布模型”：一條政治信息的傳播，如同一條瀑布流下一樣，要歷經經濟、政治、社會精英，大眾傳播媒介、輿論領袖、人民大眾等在每一個層面上的打斷、改造、反饋，才能形成最后的輿論。在這樣全新的傳播機制和輿論環境中，若官方話語不顧及社會輿論的傳播過程，在多音齊鳴、眾聲喧嘩的話語場中，只能陷入“自話自說”甚至“被”民間話語言說的尷尬境地。

　　提高官方話語謀求社會支持的能力，官方話語應放低身段

　　當前中國，“社會”作為一個獨立領域逐漸明晰，公共輿論生態成為多重話語體系的話語場。這意味著過去那種生硬的宣傳灌輸、思想教育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輿論生態環境。近年來，中國官方在話語傳播能力上做了不少努力和嘗試，“走轉改”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人民日報的官方微博就越來越具有“民間性”，人民日報的評論也不再在那種抽象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空論上，而是用“民間化”的風格試圖與民眾取得更好的溝通。在制度方面，政府在信息公開制度、新聞發言人制度、突發事件處理機制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在應對當前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雙重話語體系的現實中，官方話語仍顯得力不從心。我們認為，面對話語的分化，官方話語應放低身段，說老百姓想說的話，說老百姓能聽得懂的話。在與民間話語的互動、博弈中，努力提高謀求社會支持的能力，培育國家與社會的良性溝通機制。

　　第一，加強民意調查等專業技術，爭取政策支持。在任何民主政體中，對政策的異見都廣泛存在，尊重和保護這些異見本身是政治民主化的一種表現。當前中國亦如此，民眾對政策的認知不再與政策宣傳保持高度一致，一些與民生高度相關的政策常常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甚至質疑?？梢哉f，此時要對全體一致的“人民意志”做出把握已是不可能的任務。國家的政治傳播應與國際接軌，引入民意調查等專業技術，提高政治傳播的專業化水平，根據統計出來的民意，有的放矢地進行戰略部署和市場區隔。

　　第二，話語的差異是現實生活政治認同差異的反應，政治認同差異意味著政治合法性的可能性危機。因此，擴大政治合法性的來源途徑，培育政體、共同體層次共識，對于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的“合力”極為重要。政治合法性的來源具有多種途徑。其中通過對“程序合法”的信息傳播十分重要?，F在，我們要克服以前單一的從意識形態謀求政治合法性的思維。雖然我們現在的黨內民主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仍是中國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但是不斷涌現的社會思潮對當前的政治體制產生質疑和挑戰，這提醒我們在繼續調整政治體系結構的同時，強化這種結構合法性的傳播。頻繁的政治結構調整會增強結構的不穩定性，所以更需要“社會”存在維系社會穩定的“忠誠度”。構建這種忠誠度，從而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彌合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形成社會輿論合力，最為迫切。在這種努力中，官方話語當然是要放下身段，積極主動。(荊學民 蘇 穎 中國傳媒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中國傳媒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