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林毅夫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奇跡式增長,從一個人均GDP不及非洲國家平均數1/3的貧窮落后國家,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但是,國內有不少人只看到我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以及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必然存在的各種體制、機制問題,對我國的道路和制度缺乏信心。
在巨大成績面前出現上述認識的反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與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缺乏能夠解釋我國社會經濟現象的自主理論創新有關。國內有人常常以西方主流理論作為參照系,來認識出現在我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我國的改革開放并沒有照搬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休克療法”,實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而是以雙軌漸進的務實方式不斷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的理論認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必須按“休克療法”一次性地消除各種扭曲。受此理論的影響,知識界不少人把社會經濟中存在的一切問題都歸結于沒有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論來進行改革所致。不過,按照西方主流理論進行轉型的國家大多出現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少數在轉型中取得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國家,推行的卻都是被西方主流理論認為是最糟的雙軌漸進的改革。
在發展問題上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展中國家普遍推行進口替代戰略,少數幾個經濟發展成功的如日本和東亞經濟體推行的則是出口導向戰略,這種戰略當時被認為是錯誤的。
根據西方主流的轉型和發展理論來進行轉型和發展的國家不成功,而少數成功國家的轉型和發展道路卻違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論,原因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不同、條件不一樣,總結于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現象并以發達國家的基礎和條件為暗含前提的西方主流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用,常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缺憾。發展中國家有較為相同的條件、挑戰和機遇。來自我國的理論創新不僅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做出貢獻,也將有助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擺脫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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