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慶松手握一把無形的“剪刀”。這把“剪刀”讓他被尊稱為“臺灣新電影保姆”。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30多年來他幾乎和臺灣每一位重要的導演都合作過，由他操刀剪輯的電影超過70部。他的經歷，被形容為“就像是一本臺灣藝術電影史”。

　　“只要拍完交給小廖就好了?！睋f，這是侯孝賢導演最常說的一句話。從1973年的第一部紀錄片開始，廖慶松與侯孝賢兩人一合作就是30多年。所以，如今有人這樣列舉廖慶松的剪輯作品：《多?！?、《海灘的一天》、《練習曲》、《十七歲的單車》、《姨媽的后現代生活》，以及——侯孝賢導演的所有電影。

　　“剪接對我而言，從來不只是剪故事，它有一種氣氛與感覺在。就像羅丹雕塑，他會從石頭里去找靈魂。每部影片都是一個影像雕塑，那個影像不是我去設計，而是用心去感受影片，去表達它本身的樣貌?！绷螒c松說。

　　影片到了他手里，他就像個裁縫一樣，按自己的理解，把電影裁剪出來。他剪輯過獲得第3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山有多高》。這是導演湯湘竹在兒子出生之后，對父子關系有了新的感悟，于是帶父親去湖南老家探親的故事。

　　廖慶松把原本初剪片的次序打亂，讓影片中老人的影像與新生兒的片段互相穿插，透過新生命，觀眾們會體悟到老人的歲月在慢慢消逝的感覺。放映時，很多人看了都默默拭淚。

　　他也在下面看，但思考的是：“這個紀錄片會不會太好看了？紀錄片似乎不應該這么好看?！?/p>

　　有時候，影片甚至會在他的修剪下改變主題。一部本來的主題是“偷渡”的電影，拍攝出的效果不盡如人意。廖慶松看著素材片，覺得其中最動人、拍得最漂亮的部分是感情，于是他把偷渡變成了影片的背景，把影片的重點放在了兄弟之情上。

　　結果片子出來，導演自己看了都目瞪口呆，問廖慶松：“我的片子還可以這樣剪？”

　　廖慶松與電影的緣分由來已久。小時候，他陪著住巷子斜對面的小朋友去給在劇院工作的父親送飯，常常趁機溜進放映廳，無聲無息地坐在最后一排，等待下午即將開場的電影。

　　他還曾撿回家一架廢棄的放映機鏡頭，釘木箱，架燈泡，自己搜集了照片和畫片，在墻上一格格放映起“電影”來。小伙伴要來看，還得交上個一毛兩毛票錢。

　　廖慶松解釋不了為什么小時候對這個游戲情有獨鐘?！昂孟裆鷣砭褪亲鲞@一行的?！彼πφf。

　　不過，廖慶松正式與臺灣電影結緣，是在1972年。當時，他在報紙上看到一份電影技術人員培訓班的招生廣告，便去報考。兩百多個人里取二三十個，他也被錄取了。要到多年后回望的時候，人們才會發覺，那時，臺灣電影正在醞釀著一個新時代。

　　從訓練班出來沒多久，他就遇上了一個以后會讓他“很頭疼”的人。那時，一個陽光的年輕人每天踩著雙布鞋、背著一個藍布小布袋就出現在電影公司里，貌不驚人地當著場記。后來了解華語電影的人都知道這個年輕人的名字了。他叫侯孝賢。

　　這對黃金搭檔一合作就是30多年?？珊芏嘟浀渲鞯谋澈?，是無數的艱辛，尤其在當年，信息流通與技術遠沒有如今方便。

　　廖慶松的學生時代，電影和理論書籍還是難得一見的事物，他學剪輯的方式，就是看電視，連烹飪節目也不放過，邊看邊記錄著別人的拍攝與鏡頭轉換方法，把所有電視節目都“抄”下來，累積了一本本厚厚的筆記。到后來，在電視機前觀看美國轉播的世運會，他可以根據畫面把場上每臺攝影機的位置與拍攝任務都找出來。

　　聽起來像是一個苦學成材的故事，但廖慶松回憶起來開心得很，這些事情“傻傻的”，可都是他“年輕的時候超愛的”。

　　很多電影理論的書，廖慶松都是進入電影圈之后才讀到的，對他而言，這些書讀起來猶如故人來，因為他的筆記本上都已經整理過那些規則。

　　初入行時，廖慶松面對的剪接機還是一張大桌子，四個角落有四個盤，坐在桌前的他得扯著一格格的畫面與聲音不斷修修剪剪，剪著剪著，常常是墻上貼滿了膠片，他的身上也掛了一圈又一圈的膠片。累了，貪剪接機的背后有燈，比較暖，他就直接鉆到剪接機下睡一兩個小時。

　　他最怕剪輯的時候有其他人來剪接機前觀看?！耙灰娪腥藖砭汀疅崆椤貌坏昧?，主動站起來端茶送水，堅決不能讓他靠近剪接機?！?/p>

　　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剪接出的電影開始接近世界一流水準。

　　在臺灣電影的“新浪潮”運動中，出現了一批侯孝賢、楊德昌、萬仁等新導演。而所有這些導演在 “新浪潮”的早期拍攝的電影，幾乎都是廖慶松一個人剪輯的。有那么五到十年，一年365天中，有200多天他都在熬夜。

　　后來他發現，甚至自己的性格也被剪輯改變了?！昂钚①t導演很浪漫，所以做剪輯的有時候需要理性一點；而楊德昌導演是學計算機的，在拍片之前一步步就設計得很精密，剪輯時得告訴他觀眾未必像程序那樣理性?！?/p>

　　一次，廖慶松捧起一本心理學方面的書做性格測試，發現自己在各項測試中的結果都是偏中庸的。他想，這大概是跟不同脾氣的導演合作之后磨煉出來的性格。

　　剪輯影片之余，廖慶松喜歡讀書。公司里的同事曾調侃他“只要不在剪片，就是在抱著書看”。從中國古代的老莊、佛學、唐詩宋詞，到西方的心理學、管理學的典籍，他都有興趣去看。

　　他甚至還鉆研過一陣子營養學，“因為年輕時熬夜那么多，我怕我會暴斃啊”。

　　看著看著，這些書也融入了他的電影剪輯。在1989年，古詩詞幫他解決了侯孝賢拋過來的一個大難題——后來臺灣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的攝影師陳懷恩在二十年后談起這部影片，還在念念不忘剪輯師的重要：“侯導的電影風格之所以能夠貫徹下去，關鍵在于廖慶松能夠接受他這樣去拍?！?/p>

　　剛開始接過《悲情城市》的素材時，廖慶松是照著劇本一場場規規矩矩地剪的，后來發覺不對頭了：劇本上的兩百余場戲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場次，導演都沒有拍。

　　廖慶松幾乎以為這部影片剪不出來了。不過，面對一堆接不起來故事的素材，他靈光一現地想到了自己當時在讀的唐詩。

　　侯孝賢導演的影片鏡頭幾乎不動，遠遠地望著景物，畫面安靜而悠長，廖慶松發現，每一個鏡頭都像是一句詩。他甚至能從這“詩歌”的韻律中辨別出杜甫，三吏三別，那種流離顛沛的氛圍與《悲情城市》是一樣的。

　　他想到了“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古詩可以經過這樣的倒裝，意思卻不受影響；他還想到了“遙憐小兒女，不解憶長安”，從這邊看過去，那邊又想回來，詩句本身就是無比精彩的剪接。

　　影片剪了整整四個半月，完成沒多久，他就與劇組踏上了去威尼斯影展的路途。也不知道為什么，廖慶松就有一種感覺，他對侯孝賢導演說：“我們會去拿獎?！?/p>

　　頒獎那天，侯孝賢導演對他說：“小廖，好像都給你講對了”。1989年，在威尼斯電影節，《悲情城市》奪得了金獅獎。這是臺灣電影人第一次在世界三大電影節上得獎。

　　《悲情城市》也是廖慶松剪輯生涯的一個轉折點，他形容這種關于詩歌與電影的頓悟“好比是一下打通了任督二脈”。

　　“你看我剪接的影片有個人風格嗎？沒有的，我都是在尋找影片本身的樣子?！?他說。

　　從1998年起，他開始擔任侯孝賢多部影片的制片人，另外，他也在臺灣的一些大學內兼課。

　　“現在我的時間，大概只有兩三成是花在電影的剪輯上?！绷螒c松說，但“最愛的，還是剪輯”。

　　臺灣出版過一本廖慶松的傳記，叫《電影靈魂深度的溝通者》，這書名出自他說過的一句話：“剪接對我而言，是深度溝通，深到你連靈魂都得交付?！?/p>

　　廖慶松的腦海中一直有一個畫面。那是童年時，住在臺北市的艋胛地區的自己，在只容一輛車開過的碎石土路旁，童年的他帶著一頭一臉白撲撲的痱子粉坐在傍晚五六點的屋檐下，繪聲繪色地講著從廣播劇里聽來的故事，旁邊圍著一群聽得津津有味的小伙伴。

　　“那其實需要很多的想象力，可以鍛煉影像轉換的節奏，可以看到每個人投入的表情”，廖慶松說，“現在想來，那就是我最初被電影吸引、累積感覺的時候?！保ㄓ浾?黃昉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