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文代會、作代會今天在北京閉幕。如何加強對文學創作的引導，多出精品力作、多出名家大家，是會上代表們熱議的話題。

　　日前，《解放周末》獨家專訪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劉醒龍，談創作之路，談文學理念。他坦言：如果沒有一顆貼近生活、貼近泥土的“心”，就無法明晰文學創作的出路。

　　我曾經被人嘲笑為“坐家”

　　解放周末：獲得茅盾文學獎后，您成了媒體追逐的焦點人物之一，最近被問到最多的恐怕就是獲獎感想吧?

　　劉醒龍：確實，有一段時間表示祝賀、要求采訪的電話都打爆了。這個獎畢竟是中國文學界的一個莫大榮譽。將它授予在文學路上走了很久、走了很遠的一個中年男人，我覺得說“感謝”、“感激”、“感動”，都不為過。

　　解放周末：這個獎項代表了對一個文學創作者的肯定。在這個時刻，回想自己文學路上走來的一步步，是否別有感慨?

　　劉醒龍：如果時間往前推30年，我絕對不會想到自己這輩子會以寫作為生。我并不是一個寫作天賦很高的人，剛開始寫小說時，手稿都被退回來了，經常被人嘲笑。當時我在湖北英山縣閥門廠當車工，每次投稿一退到收發室，二百來號人的小廠里，很快就人人皆知，許多人經常笑話我是“坐家”。因為別人下班后到處玩樂，只有我一個人待在宿舍里“寫東西”。

　　解放周末：幾乎每一個成名作家都經歷過退稿的打擊，是什么支撐您堅持了下來?

　　劉醒龍：那時我是典型的文學青年，什么都寫，有夢想，也單純。退稿退到我都麻木了，但我沒有不惜一切代價地求發表。當時，我有一篇小說寄給一家雜志，他們認為基礎很好，但希望改一改，列出了四條意見。我就給他們回信，同意修改其中的一條，不同意修改另外三條。結果他們就請我把小說“另處”了。幾年之后的1984年，我才在《安徽文學》發表處女作。

　　解放周末：雖然初出茅廬，您對自己的創作還是很堅持的。

　　劉醒龍：我們黃岡人以黃侃、聞一多、胡風為典型，都是一根筋，明明知道轉個彎就會有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在那里，就是不肯也不會轉彎。但我到現在也還是認為，過早地發表作品、過早地成名，對作家來說并不是好事。只有不斷摸索、前進，才能不斷自我提升，達到一定水準了，運氣也就說來就來。

　　《一碗油鹽飯》讓我感動得淚流滿面

　　解放周末：說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壇，先是先鋒文學、實驗主義熱鬧一時，后來王朔風頭十足，現實主義寫作似乎比較沉寂。

　　劉醒龍：我倒是認為，現實主義文學其實一直是處于主流狀態的。因為現實主義關注生存的當下，更符合時代的精神和需要，更能贏得人們的共鳴。在讀者中，現實主義受到的關注遠遠大于所謂先鋒和實驗主義，后者只是在學界回響較大，評論界對這種新生的、當時不被普遍接受的寫作傾向似乎更同情、更鼓勵。

　　其實，我在寫作最初，對藝術和人生也處在一種探索狀態。當時寫“大別山之謎”系列小說，完全靠想象力支撐著，也被稱為湖北最早的先鋒派。但寫到后來我就陷入了迷惘，不明白寫作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寫下去的意義何在，直到我發現了現實的魅力。

　　解放周末：是怎樣的契機改變了您的寫作道路?

　　劉醒龍：大約是1989年夏天，在紅安縣召開的一個創作會議上，省群眾藝術館的一位老師講到一首小詩 《一碗油鹽飯》：“前天我放學回家/鍋里有一碗油鹽飯/昨天我放學回家/鍋里沒有一碗油鹽飯/今天我放學回家/炒了一碗油鹽飯/放在媽媽的墳前”。當時的我，被感動得淚流滿面。我發現，藝術原來就是用最簡單的形式、最平實的語言，給人以最強烈的震撼和最深刻的啟示。隨后，我開始了以《威風凜凜》為自我標志的現實主義寫作。

　　解放周末：上世紀90年代中期，文壇出現了一股“現實主義沖擊波”。您的中篇小說《分享艱難》、《大樹還小》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劉醒龍：這幾篇作品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爭議和批評。一方面人們對現實主義創作要求更嚴格，不僅僅在藝術上有一定標準，而且還要承擔一定社會責任，作家的壓力更大。另一方面，上世紀九十年代，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厄與陣痛。而對改革充滿了理想和憧憬的善良的人們，對改革之痛并未做好心理準備?！斗窒砥D難》等作品表達了我的焦慮和思考：作為社會人的我們，在分享改革帶來的成果的時候，無法回避對改革過程中伴生的艱難的分享，但卻遭到一些誤讀，引起了爭議。直到多年后，一些批評家才承認在這件事上犯了盲人摸象的錯誤。

　　解放周末：從這一角度來看，小說所遭受到的誤讀和爭議，也是一種“分享艱難”——通過文學創作，分享了社會改革調整轉型的艱難，分享了人們思維觀念轉變的艱難。而這也正是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價值所在。

　　劉醒龍：確實如此。

　　用筆來感恩，這是一種起碼的態度

　　解放周末：1992年，您以《鳳凰琴》一舉成名，小說中的民辦教師感動了許多人。您當時是怎么想到將目光投向這個群體的?

　　劉醒龍：民辦教師可以說是一個最不起眼、最卑微的群體，但他們對20世紀后半葉的中國鄉村社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這一點，我太感同身受了。

　　在我求學時，老師中就有民辦教師;我的中學同學中，有三分之一成了民辦教師。這個群體在當時是一個日常存在，當歷史行進到今天，回頭去看，我們才發現這些日常存在的普通人對社會進步起到多么大的作用。

　　當初寫《鳳凰琴》，我主要出于一種感動。在我離開待了十年的工廠，到縣文化部門工作的最初兩年，總看到一個瘦弱男人挑著籮筐在街上撿垃圾。他雖然衣服破舊，但穿得整整齊齊，草帽壓得很低，看不見臉。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是鄰村的小學民辦老師，因為政策原因被清退了。他教了20多年書，已經干不了體力活，但又有一家老小要養，沒辦法只能撿破爛，怕被學生看見，才用草帽遮擋臉。這位民辦教師的形象和命運在我心里壓了很多年，憋得難受。雖然小說里沒有寫到這個故事，但這成了我寫作《鳳凰琴》的一種心靈準備。

　　解放周末：時隔17年后，您怎么會再次想起續寫民辦教師們的生存情狀?

　　劉醒龍：《鳳凰琴》發表后，有很多讀者提出希望能寫續篇，但我沒有寫。這并不等于說我不想寫，而是覺得沒有做好準備。17年時間，我慢慢成長、成熟，也讓我從選擇表現民辦教師的艱難和躁動，轉向了關注、思考鄉村知識分子的命運本質。

　　解放周末：寫《鳳凰琴》出于一種感動，而您說，寫《天行者》完完全全處在一種感恩的狀態。

　　劉醒龍：這個時代太容易遺忘了。好像不丟掉歷史，就沒有未來。其實正好相反，沒有歷史就沒有未來。我覺得，對于為中國當代的進步和發展作出了默默無聞的貢獻的鄉村知識分子，歷史是欠他們的。而我們不能欠，不能遺忘。所以我用筆來寫他們，讓后人銘記他們的存在，我覺得這是一種起碼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