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吳宓是學者也是詩人。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時代，又經受了東、西兩種文明的洗禮。他以研究和教授西洋文化與文學為主要職業，但又志存“保存、發揚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文化是最好的，而且可以補充西洋文化之缺點”（《吳宓日記續編》1949年12月19日“整理者按”所引吳宓在1966年9月8日“文革”中所寫交代材料）。作為詩人，吳宓一生飽讀中西古典詩歌，堅持舊體詩詞創作，早年即出版過《吳宓詩集》。吳宓曾說：“吾于中國之詩人，所追慕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義山，三曰吳梅村。以天性所近，學之自然而易成?！保ā秴清翟娂肪硎鬃髡摺蹲宰R》）從個人天性和創作風格來講，這個表述是合乎實際的。但值得關注的是，吳宓曾親手評注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的詩集。從《吳宓日記》和《吳宓日記續編》可以看出，在明清詩人中，梅村詩他是自幼熟讀，而且終生作為精神寄托的。在1956年12月28日的日記中，他曾有詩說：“吾生最愛梅村詩，老去熟吟涕淚隨?！毕啾戎?，接觸顧炎武則要晚得多。從他自己的記述可以看出，在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出版《吳宓詩集》時，他還沒有深入研讀過《顧亭林詩集》。那么，吳宓是如何會喜歡上顧炎武，或者說，他對顧炎武的接受是因為怎樣的精神需求？就成了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討論這個問題，對我們今天研究吳宓的人格、思想、心態與個性，都有極為重要的參考意義。

　　吳宓最初接觸顧炎武的詩，是受了著名學者黃節的影響。據他自己說：

　　宓最先聞碧柳言“顧亭林之詩甚好”，未及讀也。一九三四年秋冬，黃晦聞師在北京大學講顧詩。宓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始在北京東安市場舊書店購得《顧亭林詩集》木刻本二冊（平定張穆〔石洲〕刻本）。次年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假得黃師鉛印講義一份，恭錄講義要目于書眉（十六日送還講義，師已病，不能賜見。二十四日師即逝世）。至（1937年——引者按）七月初，學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陽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細讀，并錄其要點于書眉。日夜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業。（王泉根：《重慶發現的吳宓佚文》，《多維視野中的吳宓》，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頁。）

　　吳宓《空軒詩話》之十《黃節注顧亭林詩》，則較為詳細地介紹了他受黃節影響而讀顧詩的經過：

　　黃晦聞師在北京大學授毛詩未完，乃于甲戌秋起，改講顧亭林詩，并依例作箋注。宓昔聞碧柳盛稱顧亭林詩，至是乃始研讀。本年一月三日，宓謁黃師，續借講義，歸而抄錄。師復為闡述亭林事跡，謂其既絕望于恢復，乃矢志于學術。三百年后，中華民族由其所教，卒能顛覆異族，成革命自主之業。今外禍日亟，覆亡恐將不免，吾國士子自待自策當如亭林。是日，師言時，極矜重熱誠。宓深感動，覺其甚似耶穌臨終告語門弟子“天地可廢，吾言不可廢”之情景。宓心默誦黃師“束草低根留性在，寸稊寒柳待春分”及“人倫茍不絕，天意必有寄。方冬木盡脫，生機蓋下被”之詩，頗以自警。（《吳宓詩話》，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90頁。）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吳宓最早接觸顧亭林詩是在1935年，但真正認真研讀則始于1937年。這也可以從后面所引的日記得到證明。

　　二

　　從《吳宓日記》和《吳宓日記續編》所記錄的情況看，吳宓對顧亭林詩集的閱讀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段（這一點與讀梅村詩的情況不同），即1937年和1956至1958年兩年間。

　　1937年的日記有如下記載：7月18日：“讀《顧亭林集》?！?月20日：“仍讀《顧亭林集》?！?月21日：“仍讀《顧亭林集》?！?月23日：“仍讀《顧亭林集》?！?月25日：“讀《顧亭林集》?！?月26日：“讀《顧亭林集》?！边@與他前面所講的“至七月初，學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陽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細讀，并錄其要點于書眉。日夜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業”的情形，是基本相符的。當日讀完以后，作者曾寫了《讀顧亭林詩集》七律二首，該詩題注云：“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清華作。時盧溝橋變起已半月?！碑斣?8日，北京抗戰即開始。所以，吳宓真正開始認真閱讀顧亭林詩，是在國難當頭的背景下，從文化救亡的目的出發，試圖尋求一種立身行事的準則。這在某種程度上又強化了他對中國文化所持有的自信和認同。他說：“九·一八國難起后，一時名作極多，此誠不幸中之幸。以詩而論，吾中國之人心實未死，而文化尚未亡也?！保ā犊哲幵娫挕分氖?，《吳宓詩話》，第239頁）在吳宓看來，只要文化不亡，中國就不會亡，文化亡則中國亡。很顯然，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朋友的一番談話曾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發他對中國的未來做了深入的文化思考。當日的日記中說：

　　晚，與錫予談，言國亡則吾輩將何作？余曰：上則殺身成仁，轟轟烈烈為節義死，下則削發空門遁跡山林，以詩味禪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錫予則謂，國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為：其小者，則以武力圖恢復；其大者，則肆力學問，以絕大之魄力，用我國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創出一種極有勢力之新宗教或新學說，使中國之形式雖亡，而中國之精神、之靈魂永久長存宇宙，則中國不幸后之大幸也。

　　正是秉著這樣一種信念，他對當時有人倡導的以漢語拼音化為方向的文字改革，極力痛斥，他說：“甚至如最近破滅漢字、斵喪國魂之種種所謂文字改革運動，亦以‘國難’為根據，為理由。豈不可憤可傷哉！”這一態度一直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1954年3月24日的日記中，他記道：“新華書店觀書，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報告，大旨決定廢漢字、用拼音，但宜穩慎進行云云。索然氣盡，惟祈宓速死，勿及見此事!”1955年3月5日則云：“晚蕭瑞華來，宓與談中國文字之優卓，勝過西文之處。近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已宣布通行簡字，并以拉丁化拼音為最后之目標，則漢字亡，中國文化全亡，已成事實。今后更無挽救之機會，曷勝痛心!”結果反對簡化字，在反右運動中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狀。

　　因為這種為文化守護的責任感，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隨著極左思潮的不斷加劇，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日趨升級，讓吳宓有了一種觸處皆誤的憂疑和憤懣。所以他不禁感慨“藏名避世身同苦，保教存文事益難”（《疊前韻寄稚荃》，1950年11月作，見《吳宓詩集》第454頁）。1955年12月2日，他更是憤懣地寫道：“往者宓希慕顧亭林，欲留播中國文化種子；今惟求速死耳……”到了1958年，隨著“大躍進”的開展，吳宓的這種危機感更加深重，本年的6月9日，他寫了七律《殉文一首》，前兩聯云：“殉文有志愧前賢，淟涊余生尚茍全。為圣者徒何所悔，謂他人母最堪憐?！保ā秴清翟娂?，第499頁）以此來鼓勵自己，同時也表明心跡。

　　吳宓對顧炎武的接受雖然比較晚，但顧氏“守先待后”、“留播中國文化種子”的責任感卻對他影響至深，使他不悔“為圣者徒”。這從他至始至終反對文字改革，“文革”末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愿意批林而堅決反對批孔，以致為此遭受種種磨難而始終不悔，都可以得到證明。

　　三

　　吳宓在詩作和日記中屢屢將吳梅村和顧亭林并舉。1935年12月，他寫了《讀顧亭林吳梅村詩集》七律一首：

　　史可為詩吳祭酒，身能載道顧亭林。殊途壹志忠和愛，隔代相憐古類今。天下興亡原有責，江山文藻盡哀音。商量出處吾誰與，豹變龍潛看陸沉。（《吳宓詩集》第306頁）

　　對于這兩個易代之際的著名人物，吳宓曾憑個人的體會，做過如下的比較：

　　顧亭林（1613—1681）：1.陽剛性。2.主道。3.注重政治（兼包軍事）斗爭，地理，歷史。4.富于責任心：自為英雄，從事復國抗清，以至講學術、傳文化，為天下后世謀。5.恒覺自己堅強不屈，是守志而成功之人。6.其道尊，可敬。7.歸宿于宗教（儒教）。8.是正面人物，精深，博大，雄偉。9.所作是史詩（寓我之情）。10.其詩是自傳。

　　吳梅村（1609—1671）：1.陰柔性。2.主情。3.注重社會（特別是愛情）生活，文化，藝術。4.富于感受力：自覺無用，而了解同情一切人，各種事。5.恒覺自己軟弱，是偷生茍活而失敗痛苦之人。6.其情真，可親。7.歸宿于文學（詩）。8.是旁觀者，細密，明敏，真摯。9.所作是情詩（□國之詩）。10.其詩似小說。（見王泉根《重慶發現的吳宓佚文》，《多維視野中的吳宓》第529頁。據王泉根描述，這段文字抄錄在吳宓自藏之《學衡》雜志1922年總第五期“述學”欄第15頁柳詒征《顧氏學述》一文的空白處。又，據吳宓1965年7月10日日記云：“晚，寫宓詩兩三首，及顧亭林與吳梅村比較表，夾入《學衡》第五期柳公《顧氏學述》篇中，備交僑、誡讀?！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