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中國大地 書寫世界歷史——訪歷史學家馬克垚教授
人物簡介：馬克垚（1932—），山西文水人，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著有《古代專制制度考察》《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封建經濟政治概論》《困學苦思集》等，主編《世界歷史·中古部分》《世界文明史》《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等著作。兼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
記者：您從事世界史學科研究多年，幾乎見證了新中國世界史學科從無到有、從不完善到發展壯大的過程，能否為大家介紹一下您所經歷的世界史學科變化？
馬克垚：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們沒有自己的世界史學科，那時大學里的歷史系只教授西洋史。1952年全國高校進行了院系調整，各大學的歷史系都效仿蘇聯開設了世界通史課程，與中國通史等量齊觀，這才建立起中國的世界史學科，我也就是在那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1952年到1966年，可以說是我國世界史學科發展的第一階段，那時的教學與研究都有了良好開端，編寫了不少教科書和史料集，特別是周一良、吳于廑牽頭，舉全國學者之力編纂的四卷本《世界通史》教材，成為各高校歷史系長期通用的教材，我也參與了第一卷的編寫。當時也開展了世界史的研究，出版了一些專著和論文，有條件的高校還陸續進行了對亞非拉地區史、國別史的研究。不過，這時的世界史還比較幼稚，大部分學者都是根據有限的史料和二手著作進行研究，教材和研究的觀點受蘇聯學者影響很大，指導思想上馬列主義也受教條主義的影響，后來一系列政治運動，使有限的研究也時斷時續。
世界史發展的第二階段是從改革開放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的學術主力是新中國成立后自己培養的學者，他們的舊學根底沒有老一輩學者深厚，只能在艱難中摸索。不過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他們能夠解放思想，探索重大的學術問題，在當時也作出了一定貢獻。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我就參與一場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這次討論改變了過去對馬列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理解，解放了史學工作者的思想，深化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研究。這一時期，林志純先生帶頭創立了較為完備的世界上古史培養基地，培養了一批能識讀上古史原始資料進行研究的人才；吳于廑先生提出了世界通史宏觀體系的思想，并且組織國內學者編寫具有新思想的世界通史；前往海外留學的人也大幅增加，他們歸國后成為推動我國世界史學科發展的有生力量。
經過思想解放和人才積累，我國世界史學科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迎來了大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時學者的主力是改革開放后培養的學生，他們有扎實的語言基礎，熟悉世界史學科的國外理論和方法，具備真正的研究能力。他們的大量著作能夠在原始材料和國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得出自己的結論，可以說是真正進入了研究領域。這時的研究條件也大為改善，圖書館購買相關圖書資料的經費比較充裕，互聯網數據庫的發展也使國內學者能夠接觸到大量一手文獻。這一階段出版的大量專著、論文，能夠及時追蹤國際學科前沿，并不斷開辟新方向、新領域、新熱點。
可以說，我見證了我國世界史學科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的飛躍，現在已經達到可以到國際史壇上和同行交流討論、一較高下的水平。不過，雖然我們的世界史學科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仍然存在許多需要繼續努力的地方。
記者：您所說的需要繼續努力的地方體現在哪些方面？
馬克垚：首先是發展不平衡，歐美史部分比較強勢，亞洲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等部分相對薄弱。我們是亞洲國家，可是我們連對許多周邊國家都缺乏研究，日本史研究相對比較強，但我們的日本史研究和日本對我們歷史的研究相比仍然差得很遠。由于其他社會科學的應用學科，如經濟、政治、法律、社會等，和現實聯系比較緊密，發揮的作用也大，國家也比較重視，在招生、就業方面明顯好于人文學科，這樣造成世界史學科整體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像俄國史這種分支學科已經萎縮，亞非拉地區史發展更是緩慢。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為例，原有100多名在編人員，中國史、世界史各占一半，世界史可達60人?？涩F在整個在編人員只有60多人，世界史人員僅20多人。自世界史被提升為一級學科以后，我國世界史學科的人員數量雖有所回升，但和中國史相比仍然不夠多，質量也有待提高。熟練掌握多門古代語言或現代語言、達到研究原始資料水平、又熟悉國外史學理論方法的人員還不是很多。中國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我國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世界史學科的發展現狀，遠遠不能應對我國在世界舞臺上發揮作用所提出的各種問題。
當然，更重要的差距是缺乏理論建樹?，F在許多世界史研究文章和專題都寫得十分深入，能做到仔細梳理相關的研究成果，并引證大量的原始材料，但基本上是在外國人原有的理論體系上發展，缺乏自己的理論思維，提不出自己獨立的理論問題。這個問題由來已久，追溯起來，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學起源于19世紀歐洲的蘭克學派，他們以科學的方法結合社會學、經濟學等理論來研究歷史現象，使歷史成為獨立的學科，也決定了我們發展這一學科先要向歐美學習。所以我們推進歷史學現代化進程中使用的許多基本概念、理論和方法，都是歐美國家創造并使用的。然而，學習了人家的理論和方法，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別人的話語所控制、循著別人的路徑前進，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挪用帶有“西方中心論”的概念理論而不自知。
記者：您可否詳細談一下“西方中心論”？
馬克垚：大部分人談到“西方中心論”，認為它指的是以歐美為中心來論述的世界史，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其他國家、地區的地位。實際上除了這種數量意義上的解釋，“西方中心論”還是一種隱含的意識形態，它既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方法論，強調一線論，看不見世界多線發展的存在。經濟研究中我們使用的古典經濟學及其派生理論，商品貨幣關系、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等，還有如今文化研究常提到的文化記憶理論、公共領域理論等一系列理論，也都來自西方人對歷史的總結，這里面有一些是普遍性的真理，還有一些是屬于西方的特殊性理論。
“西方中心論”是西方人看世界的結果，其中許多內容隱含在他們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認識中，包括了對第三世界歷史有意無意地輕蔑、誤解，最終表現在書寫出來的歷史中的方方面面。例如，在環境生態方面，戴維·蘭德斯認為熱帶不如溫帶，用這種理論來貶低非洲，而魏特夫則認為干旱地帶的灌溉系統是使地區發展緩慢的原因，以此來詆毀亞洲國家。政治與社會方面，東方專制主義的“神話”最為知名，他們將中世紀封建社會長期分裂割據視為造就了自治城市發展的土壤，城市市民在爭取自由自治的過程中逐漸建立了現代國家。相反東方的專制政體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統治者行為不受約束，城市則是作為受奴役的政治中心。這種偏見使他們進一步得出了東方各國發展不出資本主義、靠自己實現不了現代化的結論?，F在我們知道這些說法大部分已經不能成立，西方的城市遠不都是自治的，而是往往等同于君主下面的一個封臣、受君主的控制。而在封建時代的日本和印度，也都有強大的自治城市。西歐很多國家在中世紀晚期發展出了新君主制，也就是專制主義的統治，漢學家謝和耐甚至認為中國清朝的專制沒有法蘭西路易十四時期的專制厲害。
記者：這種敘事模式對我們的史學研究和教材編纂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馬克垚：歷史學是一門意識形態很強的科學，更何況是研究外國的世界史。向歐美學習歷史學的先進成果無可非議，不過這也就決定了我們起初只能當一個學生，由此就導致了諸多問題。過去我們缺乏原始資料，研究成果當然只能是重復、介紹別人的成果，現在我們已經掌握了相當的原始資料了，如果不從理論、體系上創新，我們就只能一直在別人的大廈上添磚加瓦、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
長期以來，我們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提倡在世界史研究中批判“西方中心論”，但目前看很多研究成果只是在哪里把西方寫得少一點、哪里把東方多寫幾句這種技術安排上下功夫，并不能從體系上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所以必須根據研究總結出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和方法，加快構建中國特色世界史學科知識體系，勾勒一個合理的、真實的世界歷史發展圖景，才能寫出真正的世界歷史。
記者：您認為具體應當怎樣在學術研究中破除“西方中心論”，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
馬克垚：我們想要找到適合自己的話語體系，既要吸收別人的長處，又要不落入別人的話語中，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比較研究，把多案例進行對比，找到適合世界歷史共同的、普遍的道路。同時，理論體系的構建不能僅靠從理論到理論的詮釋，也要依托扎實的個案研究，否則理論體系只能流于空泛。
我在20世紀關于社會形態的幾次大討論中感覺到，應該對前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特點和規律進行再認識，這種再認識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深入研究亞非拉地區的歷史，在分別研究中歸納出各自國家的特點，然后再進行綜合，總結出世界性的歷史發展規律；另一方面，就是對西歐歷史已經形成的概念、定義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重新考察，看它是不是科學的抽象，是不是真的符合西歐的具體情況，然后根據世界主要國家、民族的歷史綜合比較出共同特征，才能真正體現世界歷史發展的統一性。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把中國歷史放在世界史的范圍內考察，我們在高等學校的歷史教學中，往往把歷史劃分為中國史和世界史進行，這樣固然有教學上的方便，可是也使我們的視角不夠全面。應該真正從全世界的歷史看問題，跳出“西方中心論”的圈子，提出一些西方人自己也提不出的問題和解決辦法，這樣才有助于我們建立自己的世界史學科新體系。
當然，比較研究是一項十分困難的工作。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事件往往還搞不清楚，何況把要比較的對象都搞清楚。如果只盯著比較表面上的相似性而強行比附，弄不好還會東拉西扯、裁剪事實，所以我不主張初學者進行膚淺的比較研究，而是建議從一些自己熟悉的、有理論性的題目入手。起初可以進行單獨的國家、民族歷史研究，當對研究對象有了深入把握，再去進行宏觀上的比較，最后根據大量的個案比較構建出自己的理論體系。這不是一個人短時間可以完成的工作，應該集合相當多的志同道合的人，進行長時間的艱苦努力，才可以取得一些進展。
記者：您剛才提到“西方中心論”認為東方各國無法靠自己走上現代化道路，加強有關現代化進程的世界史研究，想必也有助于深化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研究。
馬克垚：確實如此。近代以來許多西方人認為非西方世界是沒有歷史的、停滯不動的。到了20世紀初，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承認非西方世界也是有歷史的，有自己的發展道路，但仍有許多學者認為，雖然第三世界國家有自己的歷史，可它們就是發展不到資本主義，自己實現不了現代化，換句話說還是要依附于西方，或是按照西方的路線來實現現代化轉型。如果對世界近現代史加以研究就會發現，一些依附西方、仿效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如很多拉美國家的現代化運動從19世紀就開始進行，至今沒有取得良好的效果。
我們編寫世界史，在這方面回答的不外就是兩種問題，一是歐洲社會是怎樣完成向現代化的過渡，為什么能完成這一過渡？二是非歐洲社會是否完成了這一過渡，為什么沒能完成這一過渡？因為歷史研究只能從既定史實出發，所以比較的方法只能是拿完成了工業化的歐洲模式和沒有完成工業化的非歐洲來比較，看看我們為什么沒有及時完成現代化、工業化，究竟和歐洲的道路有什么不同。在這個過程中，還必須克服以歐洲的工業化道路為標準的看法，建立起全世界的工業化道路的理論體系，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我們的世界史研究是能夠深化和豐富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多極化時代，第三世界國家、金磚國家等冉冉升起，我們必須用世界的眼光觀察歷史，仔細研究各個國家、民族對世界發展的貢獻，在各國現代化進程的比較研究中探尋現代化的普遍規律，汲取各國現代化發展的經驗教訓，并揭示出現代化理論中的“西方中心論”，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這樣也有助于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闡釋中，區分好哪些是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哪些是基于中國國情的鮮明特色，建立起真正世界性的現代化理論，同時也就會明確認識中國的現代化特色。
記者：您對世界史學科發展有怎樣的展望？
馬克垚：人類對世界歷史的重新審視應該說早已開始，歐美人構建的延續數百年的知識大廈已經受到挑戰。20世紀80年代，阿拉伯裔美國學者薩義德就點明“東方主義”是西方人構造出來的思維方式，充滿了西方的文化霸權，一時間引發巨大反響，也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構造世界歷史的問題。這幾年，打造中國的世界史學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史流派等呼聲很高，大部頭通史、國別史、專題史相繼出現，似乎我們正在世界史壇上高歌猛進，竊以為這也許正反映了我們時下普遍存在的一種急躁情緒。學問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們的學派是否存在不是自封的，也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而是要在交流中獲得別人的認可。缺乏一流專家、沒有一流著作，如何能讓學術界承認你是一流呢？當我們的學者能夠構建出中國自己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有足夠能力引領國際學術界的思想和理論，才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完成這一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過，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我們確實能看到世界史學科的進步。而且近幾年隨著國人文化自信的增強，更多的人有了破除“西方中心論”的思想自覺，這樣的例子不僅存在于學術研究領域中，在日常生活中也廣泛存在，如去年年初很多人主張把龍年翻譯成“Loong Year”，而非“Dragon Year”，就體現著國人對話語權重構的嘗試。當然，破除“西方中心論”不是摒棄一切西方概念、理論，更不是說發表否定一切西方歷史的奇談怪論，而是要秉持著一種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冷靜分析現有的概念，建立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理論體系。我們的世界史學者既要做好學術研究，也要承擔知識普及、國際傳播的社會責任，立足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書寫真正的反映人類文明多樣性的世界歷史，在國際交流中發出更多的中國聲音。（記者張德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