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蔽幕黧w性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在文化傳承發展中所展現出的獨特的價值理念和精神特質，體現的是文化發展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一個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建構并不是盲目的、主觀的，而是在多重挑戰之下的積極應戰：就現實挑戰而言，一旦經濟基礎的改變對文化形態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形態也必須發生相應的變化；就觀念挑戰而言，當多元文化形態涌入，其中魚龍混雜、瑕瑜俱存，就要求在哲學層次上予以積極反思與應對。
文化主體性建構面臨的挑戰
文化作為社會意識形式，是以觀念形態的方式積累、交換、傳遞和發展人類實踐活動的成果，并通過“社會遺傳”形式使人類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成果不會因個體的消失而消失。相對于個體而言，文化所代表的是歷史沉淀下來的、被某種群體共同認可并且遵循的規范價值體系。因此，這個意義的文化體對個體的存在具有先在的客觀性和制約性。但是，一種先進文化的確立與發展，恰恰有賴于少數先進知識分子對文化主體性的自覺建構與積極推進。一般來說，社會意識會隨著社會存在的變化而變化，但兩者不一定是同頻共振的：當一種文化具有生命力的時候，它能夠消化內在的紛爭與外在的挑戰；當一種文化面對全新的挑戰無法自圓其說的時候，則意味著這種文化陷入了困境。
近百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交流的不斷深入，單個國家、單個民族的社會生產活動被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因而受到日益擴大的“世界市場”力量的支配。相對于傳統的自給自足的狀態，這個“世界市場”好像是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的一個“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中，人類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深入廣泛。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边@種“世界歷史”給傳統民族國家帶來的沖擊是顛覆性的，而如何積極應對這種沖擊，正是百年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苦苦探索的主題。有一種觀點將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視為世界歷史的普遍本質，進而將某些西方國家發展道路極端化為某種“歷史必然性”與“普世性（普適性）”；還有一種觀點則堅持民族性的特殊性，反對任何外在普遍性的統攝，并試圖從民族性出發重構世界歷史。這兩種觀點表現在文化形態上，就是“普世價值論”與“文化保守論”的對立。鑒于這兩種錯誤文化觀及其變種形式具有較大的迷惑性，且都對新時代文化主體性建設構成了理論挑戰，因而有必要在哲學層次上予以駁斥。
哲學視域下的文化主體性建構
“普世價值論”與“文化保守論”兩種錯誤思潮的產生，歸根到底是混淆了認識論與價值論兩種不同層次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且貫穿于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即所謂“事事有矛盾，時時有矛盾”，這是矛盾的“普遍性”；而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事物之間或者每一個事物的側面各有其特點，這種“特殊性”具體又表現在三個方面：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矛盾、同一事物不同階段有不同矛盾、同一個矛盾的不同方面有著特殊性。正由于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體現在不同的事物之間、同一個事物的不同階段或者不同的方面，因此才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在認識論與價值論具有不同的表現，從哲學的視角看“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關系，首先需要對不同事物與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作出進一步的區分。在認識論層次上的矛盾關系表現為認識是通過概念的“普遍性”來把握多元對象的“特殊性”，即通過本質來把握多元現象；而在價值論層次上，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關系與在認識論層次上大為不同。價值論層次上的“普遍性”，是一種兼容多元“特殊性”的“普遍性”，這是一種社會歷史意義的普遍性，而不再是自然科學意義的普遍性。由于社會歷史是人們活動的結果，人的活動是有自覺意識和目的的，所以決不可在認識論的延長線中來理解價值論。以往的歷史唯心主義認為，社會歷史是由人們的意志、動機與目的決定的，因而不存在客觀規律，但這種觀點恰恰忽視了產生這些思想動機的物質原因，即社會存在。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所揭示的：“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于社會的歷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于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方面，則由于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夠對于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于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p>
因此，在哲學層次必須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在認識論層次上，理論思維的“普遍性”可以揚棄掉多元的“特殊性”，以概念的方式來把握對象的本質；但在價值論層次上，“普遍性”與“特殊性”不僅不能互相吞并，反而是可以相得益彰的，各種“特殊性”顯示了“普遍性”的規律，而“普遍性”也在具體的“特殊性”之中表現自身。例如，在不同地方、不同時期，人們的衣冠語言、風俗習慣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是這種“異”還只是事實層次之“異”，在追求美好生活、尋求社會解放的價值層次上古今中外的人類都是相似的。事實之“異”不能成為抵制價值之“同”、抵制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借口?？偟膩砜?，“普世價值論”與“文化保守論”都忽視了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歷史概念，應當從價值論層次上進行考察。從這一角度出發，文化主體性的建構是能夠兼容世界歷史的“普遍性”與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的。
文化主體性建構的理論成果
艾思奇在《論中國特殊性及其他》中批評了過度強調“中國特殊性”的文化保守論思潮。一般來說，承認、了解與掌握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是理論研究與政策制定的出發點，這本來是沒有問題的，但近代以來的“中國特殊論”卻將“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對立貫徹到底。在艾思奇看來，這種“中國特殊論”的哲學根據只是事實層次的“特殊性”，而在價值論層次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卻迥然不同：“因為特殊和一般原是分不開的，在現實世界的一切事物發展中，沒有絕對的特殊，也沒有絕對的一般。一般的東西都常常是在各種各樣特殊的形式上表現出來，特殊的東西，也常常是某種一般的東西的特殊化。丟開了一般的規律，就無所謂特殊性的把握，連那要被特殊化的東西本身也丟了，哪里還能有什么特殊化這件事呢？”
以“認識論”與“價值論”的區分為視角，結合艾思奇對“中國特殊論”的批判來考察百年來中國文化觀的演變，我們可以發現混淆不同層次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正是文化觀上“普世價值論”與“文化保守論”的對立的由來：“普世價值論”將某一西方國家發展道路的“特殊性”當作了全人類的“普遍性”，其實質不過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文化保守論”則是以認識論的“特殊性”反對價值論意義的“普遍性”，其實質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兩者的失誤都是沒有處理好不同層次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艾思奇對“中國特殊論”的批判過程中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這也是留給今天最寶貴的理論成果。這種成果用他的話來表達：“就中國來說，這就是要把中國的特殊性，依據中國的特點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民族形式之下表現出來，然而并不是因此就丟開馬克思主義，而相反地恰恰是要具體把握住馬克思主義，不是擠掉國際主義，相反地正是要使國際主義在現在的條件下，得到具體的表現?！?/p>
毛澤東同志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币园计鏋榇淼脑缙隈R克思主義者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百年進程，既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應對“普世價值論”與“文化保守論”的雙重夾擊中逐漸確立文化主體性的過程，也是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進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長期實踐探索中，產生了郭沫若、李達、艾思奇、翦伯贊、范文瀾、呂振羽、馬寅初、費孝通、錢鐘書等一大批名家大師，為我國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進行了開拓性努力?？梢哉f，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p>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的認識，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倍暯轿幕枷胱鳛閳猿帧皟蓚€結合”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這一主體性的建構與確立是來之不易的，因為“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因此，加強新時代文化主體性建構，一是要堅守馬克思主義的魂脈。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創新的魂脈，是理論思想體系的核心思想，對整個理論思想起統攝、引領、指導作用。二是要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植根于中國人內心，滲透到中國人的骨髓里，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三是要在“兩創”上下功夫。新時代文化不是中外文化的“拼盤”，而是要產生“化學反應”，需要正確認識和辯證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通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努力推動文化創新發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張紅柳/系天津城建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